《穆王西征新解新证》（5）
张钦恒著
第二部分三大历史谜团的多学科交叉研究
一，由《穆天子传》引发的“昆仑-河源考”（附：“昆仑”概念示意图）
附图：
3，《山海经》昆仑地区示意图
4，《禹贡》昆仑地区示意图
二，文献解读与考古发现的对位与错位：西王母与瑶池新考
三，河伯始末
四，一“丘”之祸，“垭”口无言
时代变迁，沧海桑田。气候变迁从而引发河道变迁。从西周春秋的低温期到战国温暖期，人们对黄河干流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从“河出昆仑”变为“导河积石”。然而水转山不转，万变不离其宗，“昆仑”却留在原地。在新的黄河干流源头寻找河源所出的“昆仑”，有似刻舟求剑。扩大搜寻范围，遍寻西北高山，提出种种假说，但都不符合条件。因为真正的昆仑只能有一个答案。
昆仑，《说文解字》之后魏晋隋唐的人加上“山”写为“崑崙”以示其为山名。我们不妨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来探寻这个词的本义。古汉语双音节词比较少见，以单音节词居多。“昆仑”到底是一个双音节的单纯词还是两个单音节词组成的合成词，恐怕还难以轻易下结论。如果“昆仑”的本义指部族，则很可能是音译其自称，则为双音节单纯词。当然昆仑二字叠韵，可能类似翩跹、徜徉这样的双音节单纯词。如果是合成词的话，我们分别来看“昆”和“仑”二字在古汉语里的义项，据《康熙字典》总结历代字书，昆是同的意思，仑是叙的意思。又凡物之圜浑者曰昆仑，圜而未剖散者曰浑沦。则昆仑的含义是连绵不断的高山，与今天地理学上“山原”的概念相合。山地地貌，最基本的元素是山峰，山峰连绵而成一线，则称“山脉”，多条山脉相互连续延伸，形成山系，而多条山脉聚集一处，中间也有一些较为低矮平坦之处，总体上形成向四面八方延伸面积广大的山原，由于顶上多山脉而不平，故而与高原有别。所以“昆仑”一名，与“山原”的特征是极其符合的。
《穆天子传》只有昆仑、昆仑之阿与昆仑之丘，并未提到产玉之地昆山
《穆天子传》提到了作为山峰的昆仑，即河首襄（昆仑）山，作为交通要冲垭口的“昆仑（之）丘”，还有两者之间的中转站，即昆仑山麓的一个山坳“昆仑之阿”。而《山海经》混淆了作为山脉山峰的昆仑和作为交通要冲的昆仑（之）丘（虚）这两个概念。而且《穆天子传》书中明示，穆王并没有登上昆仑，只是到达了“河首襄山以西南”即“河出昆仑东北隅”之处远观而已。而昆仑之阿则是可宿的山坳，昆仑之丘更是登上之后有参观祭祀等活动，停留了两天才通过继续北行。鉴于先秦最后的几大关门著作如《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甚至汉初的先秦史料集大成之作《淮南子》，都未将“丘”与“山”相混淆，加之匈奴等很多秦代地理民族名称，因而推断混淆了这两个概念的《尔雅》和《山海经》也包括其中可信度相对更高的《五藏山经》一定不是先秦作品，其成书很可能在秦统一之后，“年十岁即诵古文”且读过《山海经》的司马迁之前。即秦代及汉初的高祖、惠帝、吕后、文、景帝时期，即前——前年之间。当时《山海经》还有大量配图，或疑其原始材料在萧何从咸阳秦宫中抢救出的“秦图书”之列。其书内容全国一盘棋，不是哪一个诸侯国能作，很可能是秦汇集六国文献资料而成。而且很多地名也是秦代才有，我们有理由怀疑其书为秦统一之后所作。
《大荒西经》将夏后启称为“夏后开”，很令人怀疑是为避景帝之讳，这也可能是后来刘秀（即刘向之子刘歆，其人于建平元年即公元前6年改名刘秀，恰好这一年南阳刘秀出生，南阳刘秀称帝后人们就把“刘秀”这个名字给光武帝专用，又把刘歆叫回他的旧名）整理抄写讳改而成。在其《上山海经表》里提到汉武帝时东方朔根据《山海经》的内容辨认出了一种“异鸟”。又说汉宣帝时，上郡出土发现了石室中“反缚盗械人”的尸骨，他父亲刘向认定这就是《山海经》里说的“贰负”，“上大惊，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而事实上《山海经海内西经》原文如此：“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之木，在开题西北。”可见虽然反缚并桎，但是并未囚之石室，而是拴在树上活活饿死或者被豺狼咬死被鹰鸦啄食。况且反缚并桎在当时应该是很常见的一种惩罚手段，并非专对贰负如此。故而这具尸骨并非一定就是贰负本人。
以上这些史料将《山海经》的流传过程大概交待出来了，可见东方朔是文献记录当中第一个熟读该书的人，当然司马迁也是研究过的不过基本持否定态度，之后是刘向熟悉其内容，而当时士人大都忽视该书，从刘向考证贰负之后才开始被当时的知识分子所重视并广为流传。然而该书也保留了先秦时期较为古老的史料和传说，比如西周时期的“河出昆仑”，但有些地方又说河水从积石冒出，这显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情况。《山海经》显然承袭了西周之前的一些传说，与东周甚至秦汉初的事实相结合，故而错乱杂揉。而且需要指明的一点，今本《山海经》很多内容尤其是那些半人半兽的图腾被司马迁称为“怪物”，显然不是亲见，也不是转述文献，而是朱熹等人认为的“摩写图画”即“看图说话”，因而显得尤为荒诞不经。我们不应该为这些内容分散注意力，而要充分理解其局限性，中国古代地理学持“地方说”，制图水平有限，直到明清尚不能拿出一幅说得过去的中国地图更遑论世界地图。描摹形状线条粗疏失真，都是很正常的，而根据这些图画再进行文字描述，错讹迷乱可想而知。《山海经》书中不乏秦统一后的概念，比如郡县、匈奴，比如郝懿行指出的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等。关于秦统一后地理概念的问题，学者多有论述，在此不列举详述。
另外动物学上的一个证据能够证明《山海经》比《穆天子传》的时代晚，那就是骆驼。《山海经》里称为槖駞、槖驼，而《穆天子传》称为“牥牛”。駞、驼二字都从马，而牥从牛。而从动物学角度看，骆驼属于哺乳动物食草类的偶蹄目，与牛同类，而马属于奇蹄目，与骆驼显然区别较大。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战国文化乱流之后，中国自商代以来较为发达的动物学开始沦落倒退，至秦汉更加严重。表现是大量不符合动物属性的臆造字出现，犯了很多指鹿为马的错误。详见本报告“牥牛即骆驼考”一文及笔者汉字专著《字觉》骆驼、槖字条。《尔雅释畜》倒没有把骆驼归入马类，有“犦牛”但没有任何解释，郭璞注则指独峰驼。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昆仑地区不同文献反映的不同时代河流名称的变迁，现将《穆天子传》、《山海经》和《尚书禹贡》三书所载昆仑地区河流比较如下，
《穆天子传》：河水、（昆仑）河首、积石之南河，黑水，赤水，洋水；
《山海经》：河水、（昆仑）河首、（积石）河，黑水，赤水，洋水，弱水，青水；
《禹贡》：河水、西河、（积石）河，黑水，弱水；
——对比以上内容可知，
河水：三书均有提及，河源都有二指，但实际所指是否相同，要进一步讨论；
黑水：三书均有提及，但实际所指是否一致，要进一步讨论；
赤水：见于《穆天子传》及《山海经》，但所指是否一致，要进一步讨论；
洋水：见于《穆天子传》及《山海经》，但所指是否一致，要进一步讨论；
弱水：见于《山海经》及《禹贡》，但所指是否一致，要进一步讨论；
青水：仅见于《山海经》。
《穆天子传》只是有一句“河首襄山以西南”间接地交待了“河出昆仑”的看法，并未提及它水，因为穆王与柏夭一行只是去瞻仰昆仑礼拜河源。至于后代认为正源的积石之河，在书中称为“积石之南河”，应指青海循化积石峡以下甘肃临夏东乡县洮河入河处以上之间的今黄河主道。而且其当时的形态是“枝洔”，被用来饮马，这条材料极其宝贵，成为我们解开河源之谜的一把钥匙。它至少说明穆王时代的人认为河出昆仑，并非不知道也并没有故意不提及积石之河，甚至当时可能也有大禹导河积石的传说，然而穆王当时的事实就是积石之河水量极小呈湿地乱溪状，不堪称河源。现在我们知道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西周初期大降温，青藏高原气温更低，上游来水极少，积石河道水量锐减，远远小于大通河——湟水水势，故而穆王时人们以为“河出昆仑”而非河出积石，详见第五节内容。《穆天子传》的赤水也并未源于昆仑，只是流经了昆仑之阿。黑水当时认为其上游是最东支流马营河，发源于今甘肃中牧山丹马场南祁连山原老龙岭山脉北麓，这个情况在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汉代》仍然被反映，故而《穆天子传》不言黑水出于疏勒南山这个“昆仑”。至于洋水、“黑水之西河”皆为穆王西征河西走廊途中所涉河流，均为如实写照，并无半点虚构成分，也并未言及所出。根据《山海经西山经》的内容推断，昆仑之丘与积石之间的里程是一千七百四十里，《山海经》说的“昆仑之丘”其实就是指昆仑山主峰河源一带，与《穆天子传》里的“昆仑之丘”指的昆仑垭口绝不相同。而《穆天子传》则云“自西夏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五百里”，是说从今甘肃临夏上溯大通河源头到疏勒南山东麓一带的里程是一千五百里。这是当时的实际行程，肯定有不少迂回曲折，而且是西周当时的长度单位“里”，大致相当于今天五百至六百多千米，而两地直线距离为四百多千米，可见本文根据文献进行的地理位置推测与还原，原则上是成立的。
《山海经西山经》将《穆天子传》提到的河、黑、赤、洋“河西四水”统统张冠李戴让其源于昆仑，而在《海内西经》里则在四水之外又加上弱水和青水。至于《穆天子传》里的黑水在《山海经》里则称为泑水，将居延泽称为泑泽。包括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在内，很多意见都认为《山海经》的泑泽指罗布泊。主要依据是“河水所潜也，其源混混泡泡”。问题是说罗布泊为河源是汉代以后的说法，而先秦主流说法是“河出昆仑”与“导河积石”两种，而且《山海经》一书包含了这两种说法。既然可以说河水从罗布泊潜行，为什么不可以说从居延泽潜行。有研究者博客文章“深入祁连，探秘张掖——张掖游记”称，兰州大学冯绳武教授研究后得出惊人结论：古代的黑河在北注居延海后曾出东北缺口直达呼伦贝尔，最后流入太平洋。冯绳武的研究已被卫星照片证实：从居延盆地到黑龙江上游确实存在一条古河道，在这条河道上，断断续续分布着海拔依次下降的湖泊：居延海米，温图高勒米，巴布拉海米，乌兰胡苏海米，呼伦池米。可见泑泽之水曾经流入大海，其水或被古人也称为“河”，其实时代也不会特别早，就是传说尧时代洪水滔天，如果是真实的，则这个时候的居延之水可能一直流入黑龙江入海。至于《山海经》何以在昆仑诸水处不提泑水，因为泑水不出昆仑（疏勒南山）。《山海经》四处提到泑水，《西山经》一处，《北山经》三处，就是没有交待其所出，都是讲其支流北流汇入，而这些支流大部分早已干涸。《山海经》的这些内容，或许真是反映了尧遭洪水时代的情况。据《今本竹书纪年》自尧十九年共工治河至尧八十七年初建十又二州，中间又有鲧禹父子治河，前后共历六十八年，或即传说已久的大洪水时期。当然，前文已经说过，很多证据表明《山海经》有战国内容，该书在战国甚至秦代汉初写定，但是不排除作者引用了更早的材料，反映了更早时代的信息。
《禹贡》提到的“昆仑”显然只是文献或传说中的部族名称。《逸周书王会解》末尾附“伊尹献令”里也称“正西昆仑狗国云云”，也是作为部族名称。当然地以族名或族以地名都是有可能的。《禹贡》并不认为“河出昆仑”，而是“导河积石”这个观念，其基本的气候条件是温暖期，要么在西周低温期之前，要么在气温回暖的春秋及战国初期。菏泽、雍州、徐州等九州和很多后起地名并其它很多证据都表明了其只能属于后者，即春秋及战国初期气温回暖期。对于黑水、弱水的描述，《禹贡》显然是在《山海经》所本之先秦书籍地图的基础上“看图说话”进行描述，然而又曲解了不少。《山海经》已经把《穆天子传》中的“黑水”称为“泑水”，把居延泽称为“泑泽”，而把党河称为“黑水”，弱水在《山海经》里还是出于昆仑西南方向的今大哈尔滕河，说其弱一个理由是在这些长河里，唯独没有潴泽，而其它河流大都潴泽或者入海。结果在《禹贡》把泑水称为“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的“弱水”；至于“黑水”则或是继承了《山海经》的说法指党河，或是指疏勒河，因其与西河（大通河）为以昆仑（疏勒南山）为分水岭各奔东西的走向，基本上在一条东西向的直线上，故而让“黑水（党河或疏勒河）——西河（大通河）”做了雍梁二州西段的南北分界线，东段的南北分界线则是华山（秦岭），故而有“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之说。另外“重黎氏”在先秦古籍中亦属多见，《禹贡》之外只见“重黎”未见“合黎”。《山海经》也没有“合黎”之名，重与黎是分开的两个人，这一点与《左传》、《国语》等文献倒是一致的。可见“合黎”是《禹贡》的创造，这里的“合黎”显然是避讳“重”字，避讳盛行也是秦统一后的事情，至于“重”是避谁之讳仍需探究。因为黑水下游即甘肃肃北马鬃山及内蒙古阿拉善额济纳这一带在《穆天子传》中是“重黎氏”所居，可为近年的马鬃山古玉矿遗址考古发现所证实，详见本研究报告“重黎氏”部分。而《山海经》里的“弱水”即大哈尔滕河，在《禹贡》里因为“弱水”的名称被用在《山海经》的“泑水”头上，至于其本身就被忽略掉了。
关于“黑水”，《十三经注疏尚书禹贡》孔疏十分详细，《史记夏本纪》和《汉书地理志》分别全文收录《禹贡》并分别做出相应解释，包括唐人援引了郦道元《水经注》的看法，基本形成了一致的主流观点，就是黑水指疏勒河。主要依据是《禹贡》里说的“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这个南海指哪里，仍未见令人信服的说法。三危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是敦煌东南的三危山。那么疏勒河那个时候是否流经了三危山呢？社科院年出版文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页这样叙述，“流径安西、敦煌的疏勒河原是西注罗布泊的，至今遗址还很明显，但至少《水经注》中已不注入”。《丝绸之路大辞典》41页称“疏勒河古代穿哈拉诺尔至罗布泊”。而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显示，疏勒河在汉代称“籍端水”，于玉门长城以北潴为“冥泽”，唐则称其河为“冥水”泽为“大泽”。至元代河又称汉代旧名“籍端水”，只是不再潴泽，而是西流，在瓜州（沙州路）以北潴泽（很可能与党河交汇，然而该图并未显示党河当时河道），至明代潴泽消失，成为西流河道至今。总之汉唐人认为《禹贡》说的黑水是疏勒河，而谭其骧用汉唐疏勒河潴泽并未西流至三危山的事实否定了这个成说。社科院文集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原”具体指什么时候，是汉唐人引以为据的《禹贡》所述时代，还是谭其骧图集揭示的元代以来？这里不再深究，因为研究者认为《禹贡》的黑水并不指疏勒河，而是指党河。因为对党河的历史流向大家意见基本一致，作为敦煌的母亲河，敦煌冲积扇的缔造者，历史上它是一直“至于三危”的，而疏勒河距离三危山的距离还要更远。更为关键的是，《山海经》叙述“西山经”的河、赤、洋、黑“昆仑四水”和“海内西经”的赤、河、洋、黑、弱、青“昆仑六水”，除了河水赤水两段先后顺序不一致，其余都是采用从东往西逆时针的顺序。因而可以肯定，洋水和黑水位置相邻，但是洋水在东黑水在西。《山海经》所有言及黑水的内容都显示其为昆仑诸水最西者，所以被《禹贡》作为雍梁二州最西段分界线。而且《西山经》这样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又说“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杅。”综上，最终推断《山海经》所谓“洋水”指疏勒河，而“黑水”指党河。《禹贡》很可能与《山海经》的这一说法一致。当然《禹贡》的黑水也有可能像汉代以来的说法指疏勒河，因为疏勒河与党河位置较近，多水时二水汇合后西流至罗布泊。现有材料难以说清何时入罗布泊，应该是水量更大的夏商甚至更早时代，比如尧舜禹的大洪水时期，周汉唐宋可以肯定没有西流，都是各自北潴为泽。至元代才西流，但在甘肃境内已经干涸，并未入罗布泊。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穆天子传》所述出于昆仑之河，是大通河，是西周时期人们对黄河源头的认识，而把积石河称为“南河”，并直言其是水量很小的“枝洔”，“洔”，王书引多家说法认为就是“沚”，无论做何种解释，都是浅溪沼泽这些水量不大的概念。这很符合西周当时寒冷干燥的气候条件，详见第五、六节。《山海经》既不能摆脱之前“河出昆仑”的文献记载和传说影响，也不能无视春秋战国之时积石河水势远远大于大通河的事实或者夏商时代对相同情况描述的文献地图等材料，故而折衷模糊，有了“出昆仑入积石”的似是而非之说。《禹贡》面临的情况与《山海经》类似，但是完全抛弃了“河出昆仑”之说，而是认定“导河积石”，甚至干脆将“昆仑”列为与析支、渠搜并列的部族，已经失去山的概念，虽然“昆仑”可能也是昆仑山麓古代部族的名称，甚至山以族名，但是作为西部地理坐标，实在不应该被忽略。总之，《禹贡》将积石河作为正源，原来的正源大通河—湟水因为位置在西被视为支流自然就被称为“西河”，再与《山海经》所说的黑水一起构成雍梁二州的分界线。
真正的昆仑
昆仑概念的三个层面：广义上指祁连山原，包含古籍文献中的“昆仑之阿”、“昆仑之丘”都在其范围内，东西长约千米，南北宽约2-千米，包含山脉数十条，山峰数百座，总面积21万平方千米，跨今甘肃青海两省。中义上指疏勒南山山脉，主体在今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境内。也是《山海经》所言包括赤水、河水、洋水、黑水、青水、弱水的众水之源。狭义上即指山峰的昆仑则指疏勒南山主峰海拔米的岗则吾结即团结峰，即《山海经》所谓“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其南有哈拉湖，即《山海经》所言“深三百仞”的“昆仑南渊”。有资料说当今大通河源出该峰东几十千米海拔米的岗格尔肖合力峰（纳嘎尔当），便认为该峰是先秦的河源昆仑。事实上资料显示大通河源头水流叫加巴尕当曲，源于天峻县沙果林那穆吉林岭（疏勒南山东段别称）东端的扎来掌，则扎来掌即上文“昆仑东北隅”，也并非岗格尔肖合力峰。河源所出的“昆仑”是六条大河的源头，不是哪一座山峰能够符合的，显然只有疏勒南山这条山脉才能满足条件。而参照哈拉湖这个“昆仑南渊”的位置就会明白，《山海经》指的山峰昆仑肯定是指岗则吾结团结峰，而不是更加低矮也没有“南渊”陪伴的岗格尔肖合力峰。此山峰虽然号称“五水之源”，但是有小河计算在内，如果计算小河，则岗则吾结所出之水更多，此峰在先秦未见特定名称，只是与近旁很多高峰一起被包括在中义的“昆仑”疏勒南山里。而《山海经》所谓“河出昆仑东北隅”，此“昆仑”作为多条大河之源显然是中义上的指疏勒南山。《穆天子传》所言“河首襄山以西南”，此山亦指中义昆仑即疏勒南山，即指大通河源出疏勒南山东北麓。
为了得到一个生动全面的感性理性相结合的认识，建议读者参照文尾附录：《中国国家地理》总编单之蔷先生图文并茂的亲历考察记录《幕后英雄祁连山》一文，以及相关“祁连山脉”的更多资料。
“昆仑”从广义与当今“祁连山原”最为吻合。就是指黄河以西，河西走廊以南，塔里木盆地以东，柴达木盆地、鄂拉山以北，海拔3-米、面积21万平方千米的一片山地。与海拔4-米，面积万平方千米的青藏高原相比，祁连山区是一个高度面积都要小很多的小型山原，因为山脉广布并不平坦，然而又非一条山脉，也非山脉延绵排列而成的山系，也不同于山脉交结在一起形成的山结，只有称为“山原”才最符合其客观现实。其核心是疏勒南山，主峰岗则吾结（团结峰）海拔米。东为大通山、达坂山，南为青海南山、宗务隆山、柴达木山、土尔根达坂山、党河南山，西为野马南山、野马山，北为托来南山、托来山、走廊南山等诸山脉。这个小型的山原，南隔柴达木盆地、茶卡盐湖、青海湖与更加高峻广大的青藏高原主体遥望。很多河流发源于祁连山原，尤其是其核心疏勒南山。在其东北就是该地区唯一的外流河大通河，大通河源头就是西周时期所说的河源、河首，即《穆天子传》所记“河首襄山以西南”，《山海经》所言“河出昆仑”。而《禹贡》称之为“西河”，因为《禹贡》认为积石黄河才是正源。而《穆天子传》将积石段黄河称为“南河”，因其当时水量不大为湿地形态，所谓“枝洔”。以发源于昆仑的大通河作为河之正源这种说法直到汉初还被保留，如《淮南子览冥训》说的“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绝者，昆仑之输也”，只是汉人已经不知道其所在确指。与东流的大通河源紧邻的就是西流的党河源头，就是《山海经》、《禹贡》里说的黑水。而《禹贡》里说的弱水，就是今天称为黑河-弱水最终北流入居延海的河流，《穆天子传》中称该河为黑水，并未提及弱水，而在《山海经》里被称为“泑水”。《山海经》里的弱水显然是疏勒南山以南的一条长度不小水势不大的河因有“沉羽”之特征（可能因为水中溶解过多矿物因而密度很大，沾羽即沉），故而被古人误认为“弱”。根据《山海经》所述方位，当为今哈尔滕河，具体仍需要实地对河水进行微观考察确定。
一“丘”之祸：混淆“昆仑丘”与“昆仑山”
《穆天子传》第四卷结尾“里西土之数”一节有这样一句话：“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这是极其关键的一句话，其断句有人从“西南”二字之间断开，就成了“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则舂山、珠泽、昆仑之丘就只能在河首之南，事实上就第二卷原文记录的行程看，昆仑之丘以北是珠泽、珠泽以北是舂山，绝对不是向南而是向北行进，所以只能按照上面的断句方式“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云云”，这样就与上下文连贯畅通了。而且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启示，那就是“河首”与“昆仑之丘”并非在同一地点，然而“河出昆仑”，就是说“河首”与“昆仑”应该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遍检原书，穆王所到之“昆仑丘”与“河水”并无关系，而且自从自“赤水之阳”北上“昆仑丘”之后，在整个去程中也再未提到河水，只有归程到了河套地区，才又提到河水。可见“昆仑”与“昆仑之丘”并非同一个概念、并非同一处地点，而是两处地点。如果这个基本认识不建立起来，仍旧墨守成规地认为“昆仑”与“昆仑丘”为同一概念同一地点，则无法进行进一步的推演论证。
通过众多的先秦竹简帛书等出土文献，加之甲骨金文的持续深入研究和不断发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汉代以来的传世学问和先秦时代的学问在基本概念层面还是有很大差别，如果忽视这些差别，会让我们陷入迷惘。重要的原因是秦火楚燹及“挟书之律”造成的文化凋零，使得传统的学问难以完整地传承下去。比如在《诗经》、《国语》、《左传》、《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先秦文献里，如帝丘、老丘、商丘、尼丘、顿丘、陶丘、虎丘、八丘以及昆仑丘，丘还是本义“垭口”的意思，到了《山海经》，就已经是“大山”的意思，还不是后来的“小山”的意思，可是为什么只有极个别的几个大山叫“丘”，其它的都叫山？这显然是解释不通的。因为“丘”的真正含义，懂古文字学的都知道，“丘”在甲骨金文里是象形字，就如其古字形所示，是山峰之间的“垭口”，也一度被混同于“谷”。相对于平地，丘肯定是高的；相对于山峰，丘肯定是低的，就是这样一个比平地高比山峰低的极其特别的地方，由于其在交通和战略位置上独特的重要性，往往成为关隘堡垒和早期族群定居的理想场所，因为低地会被洪水淹没，而大部分山顶难以定居。只有垭口既有水源，较山顶更为平坦且有开阔腹地，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是早期聚居的理想选址，故而有帝丘、老丘、商丘、九丘等等著名居邑，齐桓公称霸之后在全国经营修筑了“八丘”这些军事关塞，其丘都是指山岭垭口。而“谷”强调是山谿之水的出口，即冲积扇处，后来又泛指从下到上整个山谷，连山上的“丘”也包括进去了。由于“丘”一般都扼交通咽喉，与后代有些方言说的“垭口”这个概念相合，指山间狭窄的通道。比如扁都口，就是昆仑丘、大斗拔谷北段即今甘肃段的垭口。也即蒙古语里的“达坂”。
秦汉之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词典《尔雅》，它收录并解释了《诗经》等经典文献里的词汇，成为当时学术复兴的基石之一。但是汉人包括当今学界大部分人不知道，《尔雅》对很多词的释义并不是本义，而是引申义或者转化义，甚至不少就是作者的私臆。很多基本概念已经与原义本义相去甚远甚至南辕北辙，比如作为野貓山貓和貓科动物代表的“豸”竟然被解释为无足的动物，而把本来指蛇虫的“虫”解释为有足的动物。如果豸无足，请问貓、豹何以从豸而不从虫，蛇、蛆何以不从豸而从虫？如果虫有足，请问蛋的足在哪里？蛋既然无足，为什么从虫而不是从豸？在关乎昆仑定址的问题上，对“丘”这个词本义的考察显得尤为重要，《尔雅》对丘的解释洋洋洒洒一大段，列举了数十种类型的丘，貌似细致全面深刻，但是都与本义无涉，让人越看越糊涂，完全是后来的引申用法甚至是主观臆测。比如“丘上有丘为宛丘”，而“宛丘”在毛亨《诗传》还是“四方高中央下”这个丘的本义。《尔雅》这样的权威经典对于类似“丘”这样的关键词释义的偏差含混最终导致了人们对“昆仑之丘”定址问题的种种盲目与谬误。汉武崇儒尊孔，圣人讳“丘”，于其文字本身的书写，往往“敬缺末笔”，于其本义，更是少有人敢越雷池探寻究竟。
《吕氏春秋校释卷六季夏纪》：“丘隰水潦”条下，陈奇猷认为，高诱将丘解释为高是不对的。然而又说高诱注《淮南子坠形训》的“四方高曰丘”是对的，并且说《说文解字》亦云“四方高中央下为丘”。其实许慎《说文解字丘部》这样解释：“丘，土之高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昆仑东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象形。”许慎从小篆字形进行分析，当然容易误入歧途，好在他还收录了正确的说法作为备选。陈奇猷又举出“丘”本来的字形，也没说明具体是甲骨、金文或者“古文”字形，说“象四方高中央下之形”，倒是正确。但是说丘有高义也没有完全错，因为丘肯定不是平坦低矮的地方。更准确地说丘是绝对的高相对的矮。是山间的鞍部，呈凹状，被称为垭口或者隘口，因为往往是通过山地的交通要道，古代经常在这些地方修建军事设施，就成为关隘。
许慎《说文》的这个备选说法没有交待来源，但很可能是受司马迁《史记》的影响。《史记孔子世家》：“生而圩顶，故因名丘云”。索引：“圩音乌。圩顶言顶上窳也，故孔子顶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就是说孔子头顶呈凹状，并非说头顶是尖的，像后代说的山丘状。传说孔子母亲曾去祈祷过的“尼丘”也是尼山的鞍部垭口，并非尼山山顶的意思。“丘”这个关键词词义的转化异化，是后来各代学人苦寻“昆仑丘”而不得的一个主要原因。要寻找先秦文献所说的“丘”，包括昆仑丘、帝丘、老丘等等，一定要排除山峰山顶，当然也要排除今天所说“丘陵”这一概念，就是还不够称为山的凸起地貌，而只能是呈凹状的山间垭口。
高诱在《淮南子》注解里选择了太史公的正确解释，这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在举世汹汹的错误认识面前，“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只能让人徒作叹惋。《尔雅》“释丘”一节可谓洋洋大观，共列举各种类型的“丘”多达30多个，但均言不及义，最终将“丘“的概念与山混淆。还说“天下有名丘五，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其实天下名丘何止五个。甚至说“三成为‘崐崘丘’”，将“昆仑丘”这个专属地名解释为通用名称，实属荒诞不经的弥天大谎。《释名》、《广雅》则说“小陵为丘”，这样就把先秦“丘”的概念彻底异化，此后世人都认为“丘”是小山。“丘陵”在先秦本来是指“丘”与“陵”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地貌，此后“丘陵”就成了一个双音节词，指高度不够称为山的小山包了。所以后代绝大部分研究者便以为“昆仑丘”就是“昆仑山”，包括本研究报告主要依据的郑杰文《穆天子传通解》及王贻樑、陈建敏《穆天子传汇校集释》，包括顾实等等历来的研究者都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以为“昆仑丘”就是昆仑这条山脉甚至是其主峰，这必然导致他们不能找到真正的“昆仑丘”，其实《穆天子传》说的“昆仑丘”只是昆仑山中的一个鞍部即垭口而已。
至于何时何人何书何文首次将“丘”与“山”的概念混淆，需要再研究求证，至少《尔雅》是一极其重要的里程碑，《尔雅》与《山海经》此二书谁先谁后似乎很难说清，但据此一致错误看，其成书时代当相距不远。《山海经》里提到的丘名二十个左右，基本上将丘与山相混淆，几乎没有用丘本义的例子。这就是历史地理学、文字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上的“一丘之祸”，“丘”这个这个关键概念的混淆，是导致近两千年来难以找到真正昆仑与昆仑之丘的一大原因。
《穆天子传》一书前四卷提及的山多达数十座，提到的“丘”仅仅一处即“昆仑丘”。言及舂山则曰“是惟天下之高山也”，至于“昆仑丘”则并未像《山海经》那样直言其高。如果“昆仑丘”（含昆仑之丘）是所到山中之最高者，则不应有以上述描述舂山之语。亦足可见，书中所言“昆仑丘”并非“昆仑山”，也不是后代说的低矮的小山，如果说“昆仑丘”是一个低矮的小山丘陵，则又成笑话了。所以“昆仑丘”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昆仑这座当时中国人认识范围内最大最高山间呈凹状一个垭口，历来是连接中原与河西西域的交通要道。说其高，相对于沟壑涧渊和山阿，有绝对可观的高度，今天可知其海拔多米，已经高于中原五岳和大部分的山；说其不高，相对于其周围的山峰巅顶，丘又是地势较低之处，该垭口周围海拔米以上的山峰比比皆是。所以，相对来说，丘是矮的；绝对来说，丘又是高的。丘是低于山顶山脊呈凹状的山间垭口，又远远高于山下的平地盆地。这就是以《穆天子传》为代表的先秦古籍中所说的“丘”，《尔雅》把“丘”混淆，《释名》、《广雅》彻底错误解释之后，“丘”就渐渐变成低矮小山的意思，其作为“垭口”的本义逐渐湮灭。
先秦文献屡屡提到“丘”，比如，《国语齐语》言及八丘：“筑葵兹、晏、负夏、领釜丘，以御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
《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容成氏》“昔舜耕于历丘，陶于河滨，渔于雷泽”，而《史记五帝本纪》对此表述为“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意思大致相同，甚至可以看出太史公著五帝本纪的原始史料即来源于类似“上博简”这样的材料。只是先秦人明明言“丘”，而汉代人却说成“山”。而且前文有述，司马迁是汉代极少数明白“丘”之本义的学者，可是在这里他自己都把“丘”说成了“山”。
《山海经》里把“昆仑丘”有好几处直接说成“大山”，可见该书是秦火后混淆了“丘”的词义之后，甚至是在《尔雅》成书之后的作品。其可信度最高的“五藏山经”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并未比后面的“海经”、“大荒经”好多少。
如《西山经》：“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
《海内西经》：“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鸟东。
《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
昆仑（之）丘——大斗拔谷——甘肃扁都口到青海峨博岭垭口
昆仑（之）丘在《穆天子传》所指，今天称为祁连山原的一个凹状垭口，即青海峨博岭垭口至甘肃扁都口一线的祁连山间垭口，海拔多米，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大斗拔谷。很可能由于缺文的缘故，目前我们能看到的《穆天子传》并未有直接提到作为山峰的昆仑的句子，仅有一句省略语“河首襄山以西南”，这里的“山”就是说昆仑山。倒是描述了其它很多山峰，比如舂山，群玉之山等等。昆仑（之）丘在《穆天子传》只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塞来出现。《山海经》则直言“昆仑（之）丘”是大山甚至主峰，其实是指疏勒南山山脉及其主峰岗则吾结（团结峰）海拔米，至今仍然是一座冰川广布、极难攀登的雪山。而《山海经》里说的“昆仑南渊”，应指今疏勒南山南边的哈拉湖。
可见如果把“昆仑丘”理解成“昆仑山”认为指昆仑这座山的山顶主峰，则大错特错。《穆天子传》一书中有相当详细的周穆王登上“昆仑丘”的内容，丘上既有黄帝之宫，还有封隆之葬，后来还派驻了守军，可见其地是有相当的面积，不可能是难以攀登的雪山顶峰。书中也有穆王登上舂山的内容，但是很明显，书中明示舂山是一座“天下之高山”，而对于“昆仑丘”却没有任何描述高山的迹象，根本不是他书如《山海经》中所言昆仑那种巍巍雪山至高无上的形象。因为《穆天子传》说的昆仑丘只是昆仑山原中的一个垭口而已，这个垭口是进入河西走廊的咽喉要道，故而战略交通位置都特别重要而已。《庄子外篇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而遗其玄珠。”《庄子外篇至乐》：“昆仑之墟，黄帝之所休。”这是《穆天子传》言昆仑之丘有黄帝之宫的又一可信度极高的先秦文献的直接证据。而且所述行程与《穆天子传》所言从“赤水之阳”北上“昆仑之丘”亦合。《庄子》成书时间与《穆天子传》入土的前年恰好处于同一时代而稍晚，庄子其人殁于前年，其书学界认为有一些篇目尤其杂篇，为后学所作而非出自其本人手笔。真正作为山脉、山峰的“昆仑”到底在哪里？肯定是这个山脉里的山峰甚至主峰。《山海经》提及昆仑的内容有二十处，但这些内容并不尽统一，甚至有互相矛盾的现象，这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先秦尤其春秋之前和战国以后尤其秦汉以降，矛盾对立的文化现象比比皆是。虽然《山海经》错误使用了“丘”的概念，但是对于作为山脉山峰的昆仑的位置及特征，还是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而祁连山原一带符合山岭垭口这一特征，同时肯定是丝绸之路的交通咽喉，最可能的地点就是史书中屡见的大斗拔谷，今天甘肃段叫扁都口。根据《丝绸之路大词典》所言，丝绸之路东段南道即自乐都、西宁、大通、大坂山口、峨堡，穿越祁连山大斗拔谷，而达河西张掖，这一路线开发最早。而北道至少在三国后，从兰州西逾乌鞘岭至武威的新道才开始兴盛起来。可见乌鞘岭路线的难度要高于大斗拔谷，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穆王乃至黄帝等古圣先贤何以舍近求远，不走乌鞘岭而走大斗拔谷。因为关陇车马大道的开通是《史记》所谓的“文公逾陇”之后，即便如此陇坂仍以高峻艰险著称，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武威石羊河流域在这个时期水量极大，导致冷龙岭北麓洪水泛滥，在武威一带形成大面积的沼泽湖泊，阻断了河西走廊的交通，亦即《山海经西山经》“自宓山以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也”所指。这里的“钟山”即《穆天子传》里的“舂山”，至今仍有“钟山寺”，后来也叫焉支山，如今的大黄山；宓山应指武威南的冷龙岭，这一带有发源于祁连山老龙岭山脉的众多河流，有黄羊河、木河、塔河、西营河形成的石羊河水系，还有东大河、西大河，长期在民勤北形成都野泽，而在山麓形成大面积沼泽是完全可能的。所以直到战国后期，河西与中原的交通都是沿着黄河绕个“几”字形的大弯子，当然也可能是借助黄河水运的便利，总之不像后来关陇道路通畅之后，就直接从关中翻越陇山到陇西、河西走廊和西域。
《读史方舆纪要》：大斗城在卫（凉州）西二百里。《新唐书》：本赤水守捉城也。亦曰赤水军，本名赤乌镇，有赤乌泉。西魏时，置戍于此。废帝钦二年，吐谷浑叛。魏通使于齐。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袭执其使者于赤泉。唐因置赤水军，幅员五千一百八十里，军之最大者。开元十六年，改为大斗军。因大斗拔谷为名，属河西节度使。天宝六载，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以部将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是也。
《通典》：赤水军，在凉州城内。盖改赤水为大斗，因移军于城内，仍存旧名也。大斗拔谷山，卫（凉州）西二百里，山甚高。隋炀帝大业五年，伐吐谷浑，自张掖东还。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士多冻馁死者。唐武德初，西突厥阙度设为李轨所败，窜于达斗拔谷，寻为轨所灭。唐贞观八年，李靖讨吐谷浑还，上遣使劳军于大斗拔谷。唐开元十四年，吐蕃自大斗谷攻甘州，焚掠而去，是也。亦作达斗拔谷云。
再回头来看先秦诸夏所谓“昆仑”者，当时人无法到达青藏高原腹地，故而将当时所见范围内祁连山原的最高山峰疏勒南山的主峰海拔米的雪山岗则吾结视为天下最高山，加之其为母亲河黄河的源头，当时古人便以为它是“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其实这座山峰的攀登难度相当大，据《山海经》说只有“仁羿”成功登上了顶峰，直至今天都不是那么容易攀登的，后面附件里有近年清华大学登山队攀登失败的资料。的确，《禹贡》里提到的所有山中，包括西部的西倾山、岷山、汶山、积石山、三危山、合黎山、鸟鼠山、敦物山、朱圉山、嶓冢山等，中原的终南山、太华山、太行山、太岳山、熊耳山，更不用说东部的桐柏、大别、岱、荆山、衡山，与昆仑相比，真是无出其右、无与伦比者。今天我们知道，青藏高原上的更高的山很多，天山西段、喀喇昆仑山中更高的山峰也不少。但是这些地方当时中原人缺乏认识，青藏高原由于当时气候更加恶劣，加之平原上人一时无法克服也难以认识的高原反应，使得这种探索成为不可能。天山西段实在太过遥远，与河西之间有难以通行的沙漠相隔，真正能到达者寥寥无几，而且古人由于认识水平科技手段所限，无法准确测量对比山峰的高度，只能靠直观目测这些皑皑雪山。所以在中原古人的认识范围内，能够认识到“昆仑”为天下最高山，黄河发源地，已属难能可贵，不能再苛求了。
所以，“昆仑之丘”是今青海俄堡镇俄博岭垭口一直到甘肃民乐扁都口这一带山岭及山间谷地，历史上曾称为的“大斗拔谷”。在祁连山中段，贯通南北的垭口，海拔三千五百米，南通青海祁连县峨堡镇，北达甘肃民乐炒面庄，地势险要，山势峻峨，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旅通行的重要通道之一。丝绸之路南路就是由此从青海入甘肃张掖再往西域的。横断祁连山的扁都口峡谷，长28千米，最窄处仅宽10余米，却一直是汉、羌、匈奴、突厥、回纥、吐谷浑、吐蕃等民族出入甘青的要道，古人称之为“大斗拔谷”。
西汉建元三年（前），为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率百余人过扁都口出使西域，却在焉支山下被匈奴俘获，为奴十年才得逃脱；元狩二年（前），霍去病沿张骞的路线奇出扁都口，大败浑邪王，河西终于纳入大汉版图。
东晋隆安三年（）高僧法显出扁都口后渡流沙，越葱岭，成为中国首位“西天取经”的高僧。十六国时期，北凉沮渠蒙逊和南凉拓跋氏的几次交战也通过扁都口进出。隋炀帝灭吐谷浑后，于大业五年（）西巡，六月中旬过扁都口突遭暴风雪，“士卒冻死大半”，却使他成为中国西巡最远的皇帝，巩固了中央对西北的控制。唐朝这里置“赤水守捉”保护西域通道。此外，成吉思汗夺取西宁，李自成部将贺锦攻占青海，康雍乾平定准葛尔，以及现代很多战役都曾取道扁都口。
则《穆天子传》中所说的“舂山”就是附近张掖东南山丹县的焉支山，附近也有较高的而且生物繁盛的主峰毛帽山海拔米，高于秦岭太白山，故而得以被遍游名山大川见多识广的穆王赞为“是惟天下之高山也”。当然此山给人感觉很高，与其在平原上拔地而起的山势分不开。因为古人无法准确测量山峰高度，只能靠直观感觉，所以相对高度成了衡量山峰高低的主要因素。
作为交通要道的昆仑之丘——大斗拔谷、扁都口的附属资料
百度丝绸之路：
从长安、洛阳出发直到敦煌，称为丝绸之路的东段。东段又分为北、中、南三条路线。①北线：由长安（东汉时往东延伸至洛阳）、沿渭河至虢县（今宝鸡），过汧县（今陇县），越六盘山固原和海原，沿祖厉河，在靖远渡黄河至姑臧（今武威）。②中线：由长安（东汉时由洛阳）沿渭河过陇关、上邽（今天水），过陇山，至金城郡（今兰州）渡黄河，溯庄浪河，翻乌鞘岭至姑臧。③南线：由长安（东汉时由洛阳）沿渭河过陇关、上邽（今天水）、狄道（今临洮）、枹罕（今临夏），由永靖渡黄河，穿西宁，越大斗拔谷（今扁都口）至张掖。北线路程较短，沿途供给条件差，是早期的路线。南线补给条件虽好，但绕道较长。所以中线后来成为主要干线。南北中三线会合后，由张掖经酒泉、瓜州至敦煌。
百度百科：大斗拔谷是河西走廊中部横穿祁连山的一条有名通道，今为民乐县扁都口。这条山谷长达６０千米，两山夹峙，一水中流，历为连通河西走廊和青海的古道。千百年来，在这里演绎过许多悲壮奇绝的历史故事。两千多年前，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第一次出使，走的就是这条古道。张骞出陇西后，由永靖渡过黄河，进入青海境内，沿祁连山南麓西行，穿大斗拔谷进入河西走廊，不料刚走到山丹的焉支山下，就被匈奴俘获，以至被困河西，在匈奴人手下做了１０年奴隶。一作“达斗拔谷”或“大斗谷”。即今甘肃民乐县东南甘、青两省交界处的扁都口隘路。自古为甘肃河西走廊通青海湟中的捷径。《通鉴》：隋大业五年（公元年），炀帝自张掖（今甘肃张掖）东还，“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士卒冻死者太半，马驴什八九”。
符合山岭垭口这一特征，同时肯定是丝绸之路的交通咽喉，除了扁都口，另外一个较为可能的地方就是乌鞘岭。试探讨“昆仑之丘”的另外一种可能，疑在今甘肃天祝一带，昆仑之阿即祁连山乌鞘岭南麓山脚下，赤水即今之庄浪河，穆王驻跸宿营处在今双岔沟一带。（垔鸟）鸟之山疑附近三天旅程的某山，比如天祝的东台沟尖。也有可能是附近景泰县的寿鹿山。更可能是乌鞘岭以北古浪景泰两县交界的长岭山，原名锦鸡岭（疑垔鸟鸟为锦鸡古称，以此山多锦鸡故名），曾名昌林山。东西走向，长26千米，宽20千米，北临腾格里沙漠，是冷龙岭的东延余脉。海拔大都在---米，主峰4米，属于温带半干旱气候区，阴坡有云杉、油松林，还产黄芪、柴胡、大黄、益母草，现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乌鞘岭西边有更高的雷公山，东边有更高的毛毛山。乌鞘岭为“两山之间的鞍部”，即为“丘”的本义，乌鞘岭是历来的交通要道，也是地理、气候、经济、地缘政治等要素中都十分重要的关键节点，既是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处，也是地球上惟一的汇集太平洋东南季风区、大西洋西风带、印度洋西南季风区三大水汽循环交汇区，也是亚洲大陆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也是干旱和半干旱区域的分界线，也是东亚外流区域和内流区域的分界线，也是草地和荒漠的分界线，历史上著名的“流沙”即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就在山北不远的地方，所以《山海经》说昆仑之丘在流沙之滨，另外根据给雷师（即后代所谓之雷公）丰隆墓冢封土以诏后世的内容，此墓冢位于今雷公山的可能性很大。可见黄帝时代，中原政权的力量到曾达了河西走廊的东端——乌鞘岭。
百度链接：乌鞘岭地质上属于祁连山冷龙岭的分支。东西长17千米，南北宽10千米。主峰海拔米，年均气温零下2.2℃。乌鞘岭的西端经过雷公山(海拔米)、代乾山同冷龙岭主干山脉相连；东端的毛毛山(海拔米)、老虎山往东北方向逐渐没入黄土高原。所以有的地理书籍在描述乌鞘岭时说：“乌鞘岭是介于雷公山和毛毛山之间较低部分。”
但是根据《丝绸之路大词典》所言，丝绸之路东段南道即自乐都、西宁、大通、大坂山口、峨堡，穿越祁连山大斗拔谷而达河西张掖，这一路线开发最早。而北道至少在三国后，从兰州西逾乌鞘岭至武威的新道开始兴盛起来。可见乌鞘岭路线的难度要高于大斗拔谷，而且很可能就是《山海经西山经》所说的“自密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之处，就是当时石羊河流域水量极大，在武威平原形成大面积沼泽湿地无法通行，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穆王乃至黄帝等古圣先贤何以舍近求远，不走乌鞘岭而走大斗拔谷。而且关陇的开发也要晚一些，所以到了战国后期，河西与中原的交通都是沿着黄河绕个“几”字形的大弯子，而不像后来关陇开通之后，就直接从关中翻越陇山到陇西、河西、西域。
引用网络资料：大斗拔谷
发布时间：年12月12日22:19 信息来源：西部民乐网
遥远的大西北，河西走廊南侧，巍峨的祁连山由东向西绵延千里，成为甘肃、青海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大山阻隔之下，南北间一条横穿群山的百里峡谷，打通了悬于祁连群峰两侧的甘青两省，其地理位置可想是何等显要了。
那条峡谷，便是大西北有名的大斗拔谷。这是一条奇特的山谷。它自南向北，在两山夹峙之下左冲右突，顽强地支撑起百余里行程，硬是以惊人的魄力穿过层峦迭嶂的大山，开劈出一条连通河西走廊和青海高原的天然通道。大斗拔谷蜿蜒于群山之间，崎岖险峻，海拔高达多米，气温落差大，天气变幻无常，时有六月飞雪。
有了这条天然通道，数千年来，这儿便成了连接大山南北的咽喉之地。两千多年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解除匈奴对西汉的威胁，打通西域通道，派遣侍郎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带领百余人从长安出发，经陇西，过黄河，沿着祁连山南麓西行，而后经大斗拔谷穿越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谁知，没走多远就在焉支山下被匈奴俘获，被困河西，为奴十年方寻机逃脱，前往西域。张骞出使西域17年后，汉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西征匈奴，又沿着张骞走过的路线出大斗拔谷，突然出现在匈奴人面前，把匈奴右贤王打了个措手不及，一举攻占了离大斗拔谷只有20里的单于城，由此打开了驱逐匈奴的胜利之门。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有关大斗拔谷的记载。
隋时，青海的少数民族首领吐谷浑利用大斗拔谷通道，频频越过祁连山袭掠河西，从而引发了隋炀帝对吐谷浑的战争。隋大业五年，隋炀帝亲率40万大军远征青海，大破吐谷浑。而后，为炫耀隋朝的国威，打通丝绸之路，便由青海经大斗拔谷穿越祁连山来到河西走廊，在焉支山下会见西域27国的君主使臣，召开了历史上有名的“万国会议”。那次隋炀帝过大斗拔谷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时值夏季六月，峡谷内却风雪骤起，奇寒难挡，身着夏衣的将士们遭遇了一场无法抵御的巨大灾难。《隋书》和《资治通鉴》均载：“六月大雪，士卒冻死大半。”唐朝在此置大斗军，扼守隘口，防止吐蕃北上。到了清代，又将山口的防务移到谷中，设察汗俄博营，康熙年间还在俄博营北山腰树立界碑，上书“甘州府俄博营”，并增派戎兵名屯扎于离此不远处的大马营，扼守扁都口要隘。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大举西进，解放大西北。西北野战军前部步兵第五师为截击由乌鞘岭西逃之敌，也经由大斗拔谷长驱直入横穿祁连山，过大墚时竟也碰到了一千多年前隋炀帝同样的遭遇，漫天风雪封锁峡谷，有许多解放军战士长眠在大斗拔谷内，留下了战争史上极为悲壮的一页。西北野战军穿过祁连山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国民党15旅，顺利解放了民乐城。
今天，从河西走廊通往青海西宁的国道已顺利穿越祁连山这条有名的大峡谷，古来险峻的荒谷危途变成了畅通无阻的现代化交通大道。古时的大斗拔谷，今已更名为扁都口。今日已成为河西一处令远近游人所向往的风景名胜之地。金秋八月，地处祁连山下的民乐县文联邀请河西走廊的作家诗人们在扁都口风景区举办文学活动，我终于亲眼看到了这个千古奇绝的大斗拔谷。正是油菜花盛开的诗意季节。未到山口之前，就听大家谈论，扁都口的油菜花久负盛名。来到扁都口，但见山前远远近近一片耀眼的金黄，好壮观的金色花海！
为了便于读者全面对照考察，以下将《山海经》、《禹贡》两书所言及昆仑、昆仑山、昆仑丘、昆仑之丘、昆仑之阳、昆仑南渊、昆仑虚、昆仑之虚等昆仑相关名称全部摘录出来，并随文予以注解。
《山海经》言及的昆仑与河首——
《西山经》：
1，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丕鸟）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山）崖，云云。
2，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云云。
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
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其中多玉，其阴多榣木之有若。
北望诸毗（卤比），槐鬼仑居之，鹰（亶鸟）之所宅也。
东望恒（桓）山四成，有穷鬼居之，各在一搏。云云。
3，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云云。
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
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氾天之水。
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
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杅。
《北山经》：
4，“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原。”
《海外南经》：
5，岐舌国在其东，一曰在不死民东。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一曰在岐舌东，为虚四方。
6，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墟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戈。
《海外北经》：
7，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
《海内西经》：
8，流黄酆氏之国，中方三百里，有涂四方，中有山，在后稷葬西。流沙出钟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西南入海黑水之山。
9，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
10，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云云。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
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
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羽民南。
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鸟东。
11，昆仑南渊深三百仞。
12，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
《海内北经》：
13，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
14，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
15，一曰，状如人，昆仑虚北所有。林氏国有珍兽，大若虎，五采毕具，尾长于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昆仑虚南所有。
《海内东经》（错简，应在《海内西经》）：
16，国在流沙中者（土享）端、玺，在昆仑虚东南。一曰海内之郡，不为郡县，在流沙中。
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今按即夙沙）、居繇、月支之国。
17，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
18，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
《大荒西经》：
19，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
《尚书禹贡》言及的河源与昆仑——
关于昆仑，除了《山海经》，相关的先秦文献有《尚书 禹贡》、《国语》、《左传》、《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周礼职方氏》、《逸周书职方解》以及《庄子》、《吕氏春秋》等等，几乎所有重要文献都有提及，其中《周礼》、《山海经》成书于秦汉之际或者西汉早期（武帝之前）。其中《禹贡》因为从汉开始被尊为“书经”的缘故，地位自然尊崇，成为中国古代地理知识的渊薮，后为《史记夏本纪》、《汉书地理志》等等历代地理著述所引，世代传承。其内容可能经过战国时期的少许补充，但基本上建立了中国地理的认识体系。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所同。荆、岐已旅，终南、敦物至于鸟鼠。原隰厎绩，至于都野。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贡璆、琳、琅。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
所以雍州一节内容各句的顺序试调整为——
黑水西河惟雍州。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所同。荆、岐已旅，终南、敦物至于鸟鼠。原隰厎绩，至于都野。弱水既西，三危既度，三苗大序。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贡璆、琳、琅、织皮。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
道九川：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盟津，东过雒汭，至于大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因为当时认为大通河是黄河源头。从西周初年开始，“青藏高原进入了新冰川期（公元前年至公元5世纪），较为严寒，有过几次大规模冰期。”详见中国地图出版社刘明光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图集》年第3版74页“青藏高原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概括”一图，可以想见，当时古羌藏人活动较卜辞反映的殷商时代有所下降，中原华夏民族上青藏高原探险的难度加大，尤其是黄河正源的水量会变小，在积石的阻滞之下，近乎湿地，而不像黄河的正源。这个情形在《穆天子传》中有明确的证据，枝涘洔之中，积石之南河。既然称为南河，可见不是真正的河，那么真正的河又在哪里？
关于黄河长江的源头，今天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问题，然而事实上都有一个极其曲折的过程。比如长江，直到宋代，才知道是金沙江。从《禹贡》开始直到唐朝，都是认为岷江是长江的源头，而不是金沙江。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大致有，古代科学落后，认识不足，难以深入青藏高原追本溯源一探究竟。再者确定江河正源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古今地理环境还是有所变迁的，也许古人认为的正源，今天当作支流的河流，古代的水量就是最大的，可能长度并非最长的，因为古人没有办法到达每条来水的源头，只能就汇入江河处目测其水势大小，以水势最大者为正源。然而这种办法是简单直观的，古人只能如此。流量的大小要靠科学测量，而且年份、季节等因素都会影响流量，所以要苛求古人拿出一个准确的江河流量，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更遑论河流古今流量的变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刻舟求剑，以为汉唐人说的长江源头就是金沙江，以为先秦人说的黄河源头就是积石以上的玛曲。很明显，《禹贡》里提到的西南方向最远的山就是西倾山。
既然从《禹贡》、《山海经》，甚至直到明初宋濂写的《阅江楼记》，都认为江出岷山，就是说岷江是长江正源。通过《中国历史地图集》可知长江的源头在宋朝以前都被认为是岷江，宋朝已经有人认为是金沙江了，但并未形成通识，否则大学者宋濂何以还犯那个错误。
结合上面的地理气候知识，我们对于古人分不清主次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当时青藏高原气温偏低，冰雪融水量少，发源于唐古拉山格拉丹东的长江流至宜宾，古人看到的，却是岷江水势大于长江正源金沙江。同样，发源于巴颜喀拉山雅拉达泽峰东麓的约古列宗曲和卡日曲蜿蜒流至兰州达川西古河嘴入黄河，古人看到的，却是大通河—湟水水势大于积石河道。后来到了《禹贡》写作的战国时代或者其反映的夏商时期，由于气候的变化，或者地壳运动导致堵塞在黄河河道的积石下降或者松散，黄河正源水势变大而超过大通河—湟水，这个时候人们自然认为“导河积石”，而相应地把湟水—大通河叫“西河”。《穆天子传》则恰恰相反地把“河”叫“积石之南河”，把“西河”叫河。其实都没有错，只是因为世移时易，天地环境、河流水量都处在变化之中，后人不能简单认为一切都是一成不变，而自己非去刻舟求剑。
另有号称“周史记”（《汉书》语）、“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颜师古引刘向语）的《逸周书》。其中有关“昆仑”及《穆传》、《禹贡》、《山海经》等先秦地理文献中的西北地名或者部族的有关内容如下：
《逸周书王会解》：正北方义渠以兹白，史林以尊耳，北唐戎以闾（似），渠叟以鼠勺犬，楼烦以星施，……皆东向。北方台正东：……其西，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騊駼，大夏兹白牛，犬戎文马，名古黄之乘，数楚每牛，匈戎狡犬，皆北向。后附《伊尹朝献商书》所谓“四方献令”：正西：崐崙、狗国……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氐、孅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駼騠、良弓为献。潘振云“昆仑，河源所出，在肃州西南。”
陈逢衡云：《墨子》云“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管子轻重甲篇》：禺氏（月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昆仑之墟不朝，请以璆琳琅为币乎？
与《穆天子传》为汲冢同出的《竹书纪年》，与“昆仑”相关的内容如下，
《古本竹书纪年》：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鸟之所憩。
穆王十七年，西征崑崙丘，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昭宫。
《穆天子传》注引《开元占经》卷四，穆王东征天下二亿二千五百里，西征亿有九万里，南征亿有七百三里，北征二亿七里，东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庐，南跞鼋鼍之梁，北蹑积羽之衢。
《今本竹书纪年》：
十二年，毛公班、井公利、逢公固帅师从王伐犬戎。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十三年春，祭公帅师从王西征，次于阳纡。……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
……
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秋八月，迁戎于太原。
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征犬戎，取其五王以东。
西征，至于青鸟所解。西征还履天下，亿有九万里。
可见穆王西征北征最远的一次，也就是《穆天子传》前四卷的内容说的是十七年这次远征，此前此后也有类似征讨，后世多将其混为一谈。比如《史记》将十三、十四年间，“祭公帅师从王西征，次于阳纡，徐戎侵洛。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十四年，王帅楚子伐徐戎，克之”这些事情放在了十七年的远征期间。
此“昆仑丘”即今祁连山大斗拔谷扁都口。先于西征四年前，穆王西征至阴山山脉黄河之滨的乌拉山（主峰大桦背山）一带，山的西麓、湖的东南岸应为河伯之都，即今之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
先秦“昆仑”概念示意图：
张钦恒《穆王西征新解新证》“由《穆天子传》引发的‘昆仑-河首’考”一章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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