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武风云录#
从最早的回忆录看西路军（二）
作者：舒迟
从程世才军长回忆的开端部分，我们大体了解了西路军出征的背景、目的和过河后的情况。他们放弃了第一次东返机会，全军向甘北挺进，欲在凉、甘二州建立根据地。战略目标虽然明确，但执行的已经不再是最初的宁夏战役计划。
程世才回忆录的第二章，是”蜂腰”上的长蛇阵。程军长先介绍了这里的天气情况和红军的状态：
十一月的西北高原已天寒地冻了，凛冽的寒风昼夜不停地呜咽着，它给大地上的一切撒上了一层黄土，万物都显得死气沉沉。
英勇的红西路军沿着河西走廊浩浩荡荡地前进着，他们的衣衫虽然褴褛，有人还穿着单衣，但是个个都充满活力，八角帽上的五角星闪耀着光芒。
2万多红军几乎全部来自南方，西北的气候显然是他们初次体验的。虽然天气寒冷，没有冬装，但依旧威武雄壮。他们为了避开敌人的袭扰，改为夜间行军。然而，他们的两条腿无论如何也跑不过敌人的马。运动速度上的悬殊，使这支深入敌后的队伍在运动上处于被动，这种态势不同于他们在苏区，在四川，很难说他们有过心理准备，但他们仍然边打边进。
程李的30军打得很勇猛，他们在大靖与马步青部交战，打得马步青第五师退守城内不敢出来。然后他们闪开敌人，进占了七门，解决了马步青的工兵营。这本是个非常有利的战果，可以极大地补充和解决红军装备不足，但遗憾的是，上级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为了实现国内和平，枪口一致对外的主张与表示诚意，命令他们将俘虏和枪支(子弹留下)全部放回。可是敌人并未答应任何条件，回到凉州后，守敌正被我军攻打，他们又参加了抵抗，没有一点悔悟的表示。这个教训明显大于损失，可见，当时的我军对西北马家军的顽固和凶残，都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凉州攻城未下，西路军只好分兵一部监视敌人，主力指向永昌。12月3日，守城的敌军闻风逃窜，永昌城不战而下。30军89师乘胜又攻占了山丹。随后，五军和西路军总直属队也全部进抵了这一带。左翼九军前进到干柴洼和古浪地区与马步芳部队进行了无数次激战，到达永昌。下面的战场形势，我们看程军长的回忆：
永昌、山丹位于河西走廊的蜂腰部，两城相距百余里。祁连山蜿蜒于南，龙首山立于北，中间，只有几十里宽的狭窄平川。陈昌浩同志决定以永昌、山丹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将队伍由西到东分散的配置开，形成百余里的一条长蛇阵。
军迷们都知道，长蛇阵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是兵家之大忌，因为其兵力无法相互协同配合，极易被斩成数段，逐段吃掉，借个围棋术语叫做”愚形”。这个常识，黄埔一期的徐向前不会不懂，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它完全是地形决定的。这里是河西走廊，南北是大山，狭窄的平川又赶上最窄的位置，只有几十里宽，人烟稀少，没有依托，唯一可守的两座小县城又相距百里，其他都是土围子。由此，这个长蛇阵为后来西路军陷于困境并最终失败埋下了最大的隐患。
接下来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鏖战，也许还算不上惨烈，但异常艰苦，十分险恶。
我军的各种工作还未布置完，马步芳和马步青的主力已集中到这一带地区，摆出与我军决战的阵势，胡宗南的补充旅也进抵凉州一带，作为二马的预备队。
周边的敌人已不只是马家军，胡宗南的部队也到了，由于河东的红军没能牵制或消灭胡部主力，进到河西的胡部与”二马”会合后，兵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已经超过了河西的红军。这一后果，延安预料到了，而张主席至少是轻视了，这正是他放弃海打战役的连锁反应。
马步芳恶战开始了，一百多里的平川变成了战场，在许多村堡寨里进行着拼杀。小打不计其数，举其大者来说，四十里堡激战。
昼夜，敌人死的人以上。永昌东南八坝之战打了两昼夜，敌人被砍死的尸体横躺竖卧地散在土围子内外，至少有八百具以上。敌人迂回到永昌城西一带插到我军后面，在水磨关激战一昼夜，又被我军杀伤六百余名。
我军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敌人抓住我军兵力不足的弱点，以两个主力旅攻取永昌。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敌入三、四架飞机前来助战，一面投弹，一面扔下了成捆的传单，炊事员们都抢着去拣。他们说：”敌人送了最好的引火柴。”炸弹轰起冲天的烟柱，不少民房都着了火。战士们愤怒已极，组织了步枪对空射击，在一架敌机正从西向东飞行时，他们打出一排子弹，顿时敌机歪歪咧咧，冒着烟向下坠去。
在永昌城酣战的时候，敌人以一部分兵力，数次进袭山丹，五军给敌入重大杀伤，巩固住阵地，配合了永昌城的战斗。
就这样，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相持了一个多月。虽然取得了数次胜利，杀伤了很多敌人，但是并没有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
马家军鏖战一个月，从结果看，我们基本守住了这个长蛇阵，也大量消灭了敌人，但从战略上和战场态势上看，西路军已经越来越被动。敌人有后方，人员、武器、弹药可以获得源源不断地补充。而我军根据地建不成，向西向东的路完全被隔断，没有补充，实力只能是日渐削弱。30军面临的是永昌城里各个庙宇、空房都住满了伤员。弹药越来越少，棉衣没装备齐全，给养更是困难。其他各部的情况大抵如此。
其中，实力最强的九军在古浪与数倍敌人恶战，虽歼敌余人，自身伤亡也达多人，元气大伤。这期间朱德、张主席已到陕北，与毛、周等共同指挥西路军，陈、徐在战略与任务等大方向上与延安有多次往来，汇报与指示也有反复和摇摆，但变化不大，加之西路军已经被前后围堵在这一狭长地带，拟定的战略也无法实现。这方面，程军长的回忆里没有涉及，或不知情，或不便记述。
写到的一个情况是，他和先念政委在永昌的西城门上举目四望，向北跨过龙首山的余脉是茫茫无垠的塞外沙漠，向南不远就是山高人稀的祁连山。他们仿佛第一次感到这个地区是如此狭小。他们意识到这里绝非长久立足之地，但敌人抓住我军兵力分散的弱点，死死地缠着不放。
正当这个无解的严重问题一直摆在面前时，十二月十四日，西安事变及蒋氏被扣的消息传入军中，全军上下莫不欢欣鼓舞，精神振奋。过了几天，西路军总部指示：准备东进。
作者回忆的场面是：
广大指战员更加兴奋，大家都希望到陕北与一、二方面军老大哥会合。步兵带好了东西，聚集在街上和广场上纵情歌唱，骑兵和运输部队也都将鞍默扎结停当，把姓口牵到外边等候出发命令。但是，晚上九点钟，总部忽然又来了相反的通知：撤销东进命令，部队回原防地休息。
这是为什么呢？西路军的官兵不可能马上理解，但形势显然没有他们估计的乐观。
西安事变，形势虽有好转，但是具体到西路军面前的问题并未解决。敌人步步向前压制，马步芳、马步青集中全部兵力，胡宗南又补充了几个旅赶来增援，企图一举消灭红军。西路军的指挥员知道，当时东北军与我军友好，东进能保存力量，对我有利，但他们不知道的还有很多，所以不知上级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
那么，程军长回忆的这天及其前后发生什么呢？史料有明确记载，不容置疑。这段时间的形势变化确实太快了，比翻书还快。看几个主要与西路军相关的。
12月15日，延安电示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并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
12月18日，延安电示：“你们任务应基本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试与诸马谈判双方停止进攻。”
随后，西路军总部向马家军传送信函、联络交涉，谋求谈判，未果。
同日，“二马”联电“讨伐张、杨”，拥蒋，并令马元海攻永昌城。
12月21日，马元海部强攻永昌城不下，遂改攻为困，调集围山丹的马彪部东返增援，进攻永昌城。
12月24日，延安电示西路军东返，策应、配合河东红军和友军行动。
同日增援永昌之敌被九军一部阻击。
12月26日，西路军总部命令永昌、山丹各军集结待命，准备东返。傍晚，又令各部撤回原地。
12月27日，延安电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当晚，五军撤离山丹，向西开进。总部及直属队在九军掩护下，突出永昌城，转移到水磨关至新城堡一线。
于是，12月28日西路军各部全线撤离永昌县境。
形势每天都在变，命令也几乎每天都在变，向东，向西，飘忽不定。没有办法，每一天的决定都是根据最新情况做出的。大家知道，其间，还有周副主席反复与何应钦等沟通联络，希望他能约束马家军停止进攻红西路军，几方联络都需要时间，而且各方均反复无常。
当然，决策的失误往往是致命的，而对于西路军来说，这期间摇摆的命令至少构成了西路军最终失利的主要因素。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时发给西路军的命令落款已发生变化。因为这时二、四方面军已到达陕甘苏区，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主席都已到延安，这个主席团显然是合并后的机构。所以，再说是执行张的路线已经不可能了，他更多是决策的参与者。而其他决策者应该承担多少责任，也不能简单结论。在那个瞬息万变的时段，飘忽摇摆实难避免，对站稳脚跟的陕北红军影响有限，而对没有根据地的西路军来讲则是灾难性的。
红军离开永昌、山丹当天，敌兵入城搜捕，残害了大批苏维埃成员、义勇军战士和红军伤病员。之后的几日，就是红军且战且行，敌人一路尾追堵截。
回忆录的第三章写的是第一次决战，从行军写起，需知，这时已到年底，最冷的季节到了。而为了躲避敌人的袭击，部队又不得不选择夜行晓宿。看下亲历者描述的寒冷：
夜，像一张巨大的帐幕笼罩着河西走廊，寒风，从北面蒙古大沙漠、西面新疆戈壁滩、南面披雪戴冰的祁连山吹来，它带着沙砾、带着雪屑，像头发怒的狮子，咆哮着、回旋着。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沙柳冻得嗦嗦发抖。大地也冻得卷缩起来了。路上，大家冻得缩着脖子，不敢伸出手来，病号冻得都不能坐担架，身体弱的同志冻倒了，收容队把他们集中起来，找个村住生点火烤烤，找不到村庄时就在注地背风的地方，拔点芨芨草、拾些枯枝燃着。很多同志都冻得发了高烧。可是当我走到他们面前时他们的脸上都挂着微笑……天亮后，许多同志的胡须上、眉毛上都结了冰花。一到宿营地，大家忍着饥饿立即抢筑工事。
几天后，各军都到达了预定地点，战斗也随之爆发了。
三个军的部署和战况是：五军猛攻高台、抚彝，守敌向西退去，除部分兵力追击外，主力就驻扎在高台城；九军以一部分兵力相机袭入甘州未果，又转过黑河在沙河停止；30军随后跟进，也过黑河，在倪家营子一带停止，要九军接上。从高台到倪家营子约有一百多里，为了打击敌人，根据任务，部队分散地配置开，恰恰又像一条长蛇阵。
马步芳和马步青集结了全部主力迅速赶来决战，企图将红军各个击破。红军则以硬对硬，坚守阵地，准备决战。
战斗就这样展开了，双方对峙着。
这段经历与之前在永昌——山丹一线极为相似，只是位置更向西，天气更寒冷，依托的居民区规模更小了。这种长蛇阵终于出了问题。
了解这段历史的知道，西路军第一个损失的军级建制是五军。他们攻下高台，后路被斩断，然后被两万多敌人重重包围。30军在倪家营子，与五军相距百里，程军长的回忆录是这样记载的：
突然得来消息，和五军的联络被敌人切断了，高台、抚彝有激烈的战斗。西路军总部几次派兵增援不上去，骑兵师在增援中同阻截的敌人奋战，师长和政委都壮烈牺牲了。紧接着，增援去的骑兵师退回来了，抚彝被围的五军的部分同志连夜跑了回来。他们带着战斗后的疲倦、带着复仇的怒火回到倪家营子来。独独没有董振堂军长（宁都兵暴主要领导者之一），没有他率领守高台的两千多名英雄健儿。高台失利，像晴天一声霹雳震动了全军将士们，大家都沉浸在悲痛中。有人说：“红五军从苏区出发，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打了许多胜仗，想不到亡在马步芳手里了，我们一定要为五军报仇，为董军长报仇！”
董振堂五军的前身是第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最初是宁都兵暴的起义部队，在长征途中他们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被誉为铁流后卫。为掩护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第34师包括师长陈树湘及数千名红军指战员牺牲。渡金沙江时，董振堂率部在防御阵地一直坚守了9天9夜，最终圆满地完成了保障红军主力渡江的任务。年8月，一、四方面军混编时，红五军团编入以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随部南下时又遭遇重大损失，之后编入西路军，一直到兵败高台。
军长董振堂原为西北军将领，领导宁都起义后参加红军，是个坚定的革命者和不屈的英雄。他因长期在西北军，对马家军的过去相对了解，但他并不了解后来的马家军，仍然认为马家军不过是个民团组织，没有战斗力。这种轻敌和误判影响了许多西路军指挥员。
尽管五军坚守高台的兵力只有多人，但他毕竟是三个军之一，高台失守后，五军只剩下外围的残部，完全失去了独当一面的战斗力。西路军三个拳头丧失了一个，迫使各军不得不紧缩一步，都集中到倪家营子来。看来，五军被切断与前出较远，部队分散有关，这其中也包括西路军领导对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的困难和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当然，客观地讲，当地狭长的地形和地广人稀的环境是制约军事指挥的重要因素，数九寒冬里，相距数十里没有村寨，部队连个落脚点都没有，想集中也实在是太难了！
敌人各个击破红军的计划实现了一个，便更加疯狂起来，立即组织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宪兵团、手枪团和数千民团武装，向倪家营子进攻。
看下这个据点和红军的部署情况：
倪家营子象一个长方形的军棋棋盘，南北长十六里，东西宽三里，有四、五十个大小不一的黄土围子，稀稀落落的点缀其中，像是竖立着的棋子。一个围子内住一两家或三、四家人家。有钱人家的围子厚三、五尺，高的象城墙，筑有垛口和望楼，叫作屯庄；一般人家的围子稍薄些、矮些，没有望楼，叫庄子，庄与庄之间往往隔着田野、沟渠和树木。倪家营子南面高、北面低，人们习惯地把南半部叫上营子，北半部叫下营子。西路军占据着下营子的全部和上营子北边的两三个屯庄。部署是：30军在阵地的西南方向，九军在东北方向，两军阵地相接。这两个军共十个团（那时每团还有八百人左右），是主力。另有总直属队和五军剩下的小部分人，住在下营子中部坚固的土围子内。
这里，程军长在回忆与先念政委召集师、团干部察看地形，具体布置时，又一次描写了88师师长熊厚发：
虽然渡黄河以来经过一条山、八垠、永昌等苦战，经受了高原风雪的吹打，饥寒劳碌的折磨，但他还是那样神采奕奕、仪表堂堂，瘦得一双大眼睛更显得精神了。他穿件破旧的皮袄，外面套着单灰军装，束一条褐红色皮带，军帽上的红五角星闪闪发光。他一贯是这么整洁、俐索，富有军人的英武姿态。
熊师长不仅是他生死与共的战友，他的精神面貌也是西路军众多指战员的代表。这段描写，是作者对这位师长及所有牺牲的战友的永久纪念。
之后，程军长记述了倪家营防御详细的兵力部署和战斗经过，限于篇幅，这里不做全文分享。总之，部署非常严密、战术十分机智、战斗异常艰苦。这从防御战的结果可以体会到，一支剩余不足万人的疲惫之师，依靠一些残垣断壁的土围子，抵御数倍于己的凶残敌军一个多月，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
仅看一个紧张场面：
屡次进攻未能得逞，狡猾的敌人改变了战术。他们又发动了两次大的进攻，向我军两侧迂回成包围形式，或猛攻一侧，曾两度攻入北营子村内。头次我军以二六五团主力和二六八团反击，将犯敌打出村外，恢复了原阵地。第二次，敌人沿着雨水冲刷的自然沟渠、棱坎，插到我军两侧，总部附近的围子都受到了攻击。徐向前总指挥站在房顶上亲自指挥战斗。我军组织八十八师的一个团和89师两个团成梯队反击。天黑时，经过反复冲杀才将敌人赶出去。
然而，不管打的如何英勇机智，在外无援军，内无补充的情况下，单纯防御的一方还是越来越弱了。我们看下苦战后状况。
夜，倪家营子战场上一片沉寂，抓住这双方暂时休憩的时刻，我同李天焕主任踏着清冷的月光到村内去看望伤员。
苦战了一个多月，毙伤敌入万余名，我军也伤亡了好几千人。伤员，越来越无法安置。村庄里大部分围墙被打塌，房舍一天天减少。健康的人可以在坍塌的房框子里、壕沟里熬过一个个寒冷的夜晚，伤员怎能支持呢？仅有的几间房舍因为没有煤、没有柴，也不比外面暖和多少。特别困难的是没有医药治疗，甚至连裹伤口的绷带布也没有。
绝大部分伤员受的是刀伤和手榴弹伤，头部和上肢居多，伤势都很重。但是他们不哭不叫，有的卧在麦秸草上，有的几个人坐在一起，背靠背，或互相把自己的脚伸在对方的屁股底下取暖。我们走过去，他们睁开半闭的眼睛，惨然一笑，没有任何怨言，没有任何个人要求，他们知道目前的处境，体谅上级的困难。
程军长万分心痛地描写了一个受重伤的连队卫生员。战斗中，卫生员为抢救伤员，胸部和腹部打了好几个洞，血都快流干了。他临死前想到的却不是自己，而是念念不忘，请首长想法多弄些布条为战友裹伤。真实的场面无须渲染，谁看了都会流泪。部队的处境和卫生员的遗言，使这个指挥员陷入了更深刻的思索和更沉重的无奈。
哪里去弄布条呢？我们没有根据地，得不到任何补充。伤一个人少一个，打一发子弹少一发，粮和水几乎就要完全断绝了。我和李主任，踏上归途，默默地一语不发。这几天的情景重又浮现在眼前：不光伤员无医药，部队也无粮吃了。地主的存粮早就吃光了，穷人们的一点口粮虽然都一粒一粒地从瓦罐里倒出来，卖给自己的队伍了。可是那太少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水，也没有了，老塘的冰块都被打着吃光了，后勤部门把仅有的几个井掌握起来，排队分水。眼看井里的水也要淘干了。战士们下到四、五丈深的井里去，用铁勺儿一下下地淘井底沙坑里的泥汤，半天搞不上一桶水来。大家盼望下雪，可总是不下。
他们都知道，敌人的伤亡和消耗虽然也很大，但能得到及时的补充。显然打这样的仗，对我们是不利的。但是，他们不知道，上级既不东进又不西进，就这样消耗怎么办？
真实的情况，从80年发现主席发给西路军的大量电文已经非常清楚了。年从元旦到春节这一个月的时间里，西路军执行的是几天前的12月27日延安电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的最新指示。
1月5日，延安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
1月16日，延安电令：“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
西进，集结，向东，命令还是在变，但在此时，命令已经左右不了这支孤军深入的队伍了，因为他们已经被几倍的敌人围困在这条狭长的河西走廊，欲进不能，欲退无路。这个处境的关键还在12月27日，为什么还下决心西进？是在之前的永昌—山丹一线打出了信心吗？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在永山一线如何摆脱敌人本来就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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