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匈奴通西域,汉武帝的彪炳千秋行动

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秦汉史话》连载22，欢迎收看。

01、断绝和亲，大战匈奴

汉武帝时期，由于中央集权的统治不断加强，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大，汉王朝对匈奴所采取的策略，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就是由和亲政策转为实行积极抗击的方针。

文景时期，汉王朝对于匈奴，一方面实行募民实边，鼓励养马，采取以积极加强防御力量为主的方针；一方面对匈奴的骚扰，又实行防御性的抗击，以制止匈奴南下。

汉武帝即位初期，仍然奉行文景时期的政策，对匈奴继续实行和亲，每年送给匈奴更多的物品，但是匈奴对于汉朝，却报以不断侵犯边郡的军事行动。

如何制止匈奴南下攻掠，即对匈奴的战与和的问题，在汉廷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根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当时的争论基本上分为两派，“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御史大夫韩安国与大行王恢的争论，就是主和与主战两派的论争。双方各持己见，观点针锋相对。

主战派王恢认为，如今汉朝调兵遣将，转运粮饷，以防备匈奴的南下。但是匈奴依然侵盗不已，主要原因就是它无视汉朝的军事力量，因此主张采取积极抗击的方针。汉武帝同意王恢的主张。

武帝元光二年（前)，汉朝派遣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韩安国五将军，率30余万汉军，埋伏在马邑（今山西朔县）附近。又派马邑人聂壹出塞与匈奴交易，声称愿意杀马邑令丞，并以马邑城降附匈奴，匈奴可以得到该城所有的财物。聂壹还斩杀罪犯的头颅，冒充马邑长吏，悬挂在马邑城下，匈奴的军臣单于信以为真，果然率10万骑兵进入武州塞（今山西左云）。

当匈奴骑兵距离马邑百余里时，军臣单于发现这是诱兵之计，便立即引兵撤退。那位主战派将领王恢，本来准备以3万之众，乘匈奴与汉军交战之机，从后面截击匈奴辎重。但是当他得知匈奴撤兵，以为寡不敌众，不敢率军进击，引起汉武帝的不满，最后被迫自杀。

这次汉军伏击匈奴未成，匈奴与汉朝的关系破裂，汉初以来的和亲从此断绝。匈奴变本加厉地攻掠汉朝边郡，双方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攻战。

武帝元光六年（前)，匈奴南下上谷（郡治今河北怀来东南），肆意杀掠这一带的吏民。汉武帝派遣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各率万骑出击匈奴。

卫青是汉武帝时期抗击匈奴的主要将领。他本来姓郑，因其同母异父姊卫子夫，得宠于汉武帝，因此被召为侍中。在这次战役中，卫青率军出上谷，至茏城，斩杀匈奴首虏数百人。公孙贺出云中（郡治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南），没有取得什么战果。公孙敖出代郡（郡治今河北蔚县东北），被匈奴打败。李广出雁门（郡治今山西右玉县南），亦兵败被俘，途中夺马逃归。

卫青在这次战役中因功被封为关内侯，从此他成为屡立战功的抗击匈奴的将领，并于元朔年间拜为大将军。

此后，匈奴继续大举进攻汉朝边郡，东线渔阳（郡治今北京密云西南）、辽西（郡治今辽宁义县西）一带屡遭杀掠，渔阳受害最为严重。武帝元朔二年（前)，匈奴又入上谷、渔阳杀虏吏民千余人。汉武帝派遣卫青、李息出兵云中，西至高阙（塞名，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北），直至陇西一带。卫青在河套地区，击败了楼烦王、白羊王的军队，俘虏数千人，获牛羊百余万头。

这是汉武帝时期抗击匈奴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

汉朝收复河套地区以后，在这里修筑朔方城，设置朔方（郡治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五原（郡治今内蒙古包头市西）两郡，并从内地招募十万人迁居朔方，又修缮秦时蒙恬沿黄河所筑的军事要塞。

这样，汉朝利用河套这一有利的天然屏障，把朔方和五原建成抗击匈奴的基地，既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又可以减省军需粮饷的转输，为汉朝最后击败匈奴创造了有利条件。

匈奴退出河套地区，并未就此罢休，对汉朝边郡的侵扰，反而愈益加紧。当时匈奴军臣单于死了，他的弟弟左谷蠡王伊稚斜，在击败军臣单于的太子於单后，乃自立为匈奴单于。

伊稚斜对汉朝边郡的攻掠更加频繁，以至代郡、雁门、定襄、上郡、朔方一带，无数的汉朝吏民惨遭匈奴杀虏。在这种情况下，汉朝以兵制兵，接连发动两次大规模的军事出击，最后击败匈奴主力，双方的攻战才暂时平息下来。

第一次是汉将霍去病出征陇西以北。

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以卫皇后姊子的关系，18岁时即为侍中。他善骑射，在抗击匈奴中，立下赫赫战功，封为冠军侯。武帝元狩二年（前)三月，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领1万多骑兵出陇西，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东南）千余里，斩杀匈奴首虏八千余级，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

同年夏天，霍去病又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里，越过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攻至祁连山（今甘肃张掖县西南），杀匈奴首虏3万余级。匈奴昆邪王、休屠王被击败后，伊稚斜单于大怒，准备将他们处死。昆邪王和休屠王惊恐，决定投降汉朝，汉廷派霍去病前往迎接。休屠王后来反悔，霍去病当机立断斩杀之，随后昆邪王率部众4万余人投降汉朝。

汉军占领河西之地后，汉廷遂将这一地区置为武威及酒泉两郡，后来又分置为武威（郡治今甘肃民勤县东北）、张掖（郡治今甘肃张掖县西北）、酒泉（郡治今甘肃酒泉）、敦煌（郡治今甘肃敦煌西）四郡，称为河西四郡，并从内地迁来大批贫民。这样，汉朝消灭了西北一带的匈奴势力，同时也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打开了汉朝与西域往来的通道。

第二次是卫青、霍去病远征漠北。自从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有人就为他设谋，将匈奴主力退居漠北，便于引诱汉兵深入，然后乘其兵疲而取之，伊稚斜单于照办不误。因此，匈奴凭借漠北道远，以为汉兵无法到达，常以数万骑骚扰右北平（郡治今辽宁凌源县南）、定襄（郡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等地，杀掠汉朝的吏民。

武帝元狩四年（前)春，汉朝将计就计，乘匈奴疏于防范之时，决定发兵攻其不备。汉武帝派遣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私负从马14万匹，还有步兵转输轴重数十万人，分道远征漠北，共同进击匈奴。

卫青领李广、公孙贺、赵食其、曹襄四将军，自定襄出兵，远征千余里。匈奴单于闻讯，以精兵待于漠北。两军接战一日，汉军以左右翼将匈奴单于包围。伊稚斜单于见汉兵锐不可当，乃率数百骑突围逃走。汉军乘胜连夜追击，直追到窴颜山（今蒙古国巴彦鲁集克山）赵信城下，斩首虏1.9万级，还缴获匈奴一批军粮，烧毁赵信城及余粟，然后回师。

霍去病自代郡出兵，征战余里，与匈奴左贤王交战，也取得重大的胜利。汉军杀虏匈奴兵7万余人，左贤王兵败逃走；霍去病乘胜追击，北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直到翰海（贝加尔湖）才撤军。

卫青和霍去病的远征，是西汉抗击匈奴规模最大、征程最远的一次征战。匈奴损兵折将，伤亡惨重，被杀虏达八九万人之多。汉军伤亡亦以万计，仅战马一项，即损失10余万匹。

经过这次大战，匈奴元气大伤，不得不远徙逃遁，从此漠南无王庭。而汉朝耗费的资财巨大，战马损失无数，也无力继续远征。此后直至武帝太初年间，双方十余年未再发生战争。汉朝沿黄河从朔方至令居（今甘肃永登西），“通渠置田官”，动用五六万官兵在这一带实行军事屯田，既可以防备匈奴再度骚扰边郡，又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减少国库开支。

匈奴力量被削弱后，曾几次派人求和亲，但是汉朝不同意，坚持要匈奴臣附汉朝。因此，汉匈之间的战争，在平息十余年之后，又重新开战了。

武帝太初三年（前)秋，匈奴大举攻掠云中、定襄、五原、朔方等地，杀虏数千人，破坏汉朝修筑的亭障。与此同时，又派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等地，掳掠数千人。

对于匈奴再度南下，汉武帝决定予以回击，但是多数出师不利。武帝天汉二年（前99)，汉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大战于天山。尽管李广利得首虏万余级而还，但是汉军遭到匈奴包围，伤亡也相当严重。

又派李陵率步兵人，出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南），深入匈奴千余里。李陵与匈奴单于大战，杀伤万余人，终因武器、粮饷断绝，寡不敌众，被围投降，只有人突围逃回汉朝。

汉军锐气大减、屡遭败绩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武帝末年。甚至这个时期抗击匈奴的大将李广利，最后也兵败投降，被杀于匈奴。而匈奴由于汉军穷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也“罢（疲）极苦之”，更愿意与汉朝恢复和亲。汉武帝以后，匈奴内部矛盾重重，与汉朝的关系更趋于缓和。

汉武帝凭借空前强盛的国力，一改汉初对匈奴的妥协政策，采取积极的以兵制兵的方针，从根本上削弱匈奴的力量，以解除长期以来汉朝边郡的忧患，有利于边郡人民社会生活的安定，促进了边郡社会生产的发展。同时，也为汉武帝时期的通西域，开发边疆地区，发展中西交通，创造了某些便利的条件。

但是，汉武帝长期的大规模的用兵，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引起了汉廷内部一系列政策的变化，使西汉社会矛盾日益加深。

02、张骞应募，汉通西域

汉武帝为了击败匈奴，当他从投降的匈奴人那里，得知大月氏与匈奴结怨时，便下令招募人员出使大月氏，准备联络大月氏共同对付匈奴。当时，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张骞以郎应募，成为汉通西域的杰出代表。

西汉人所指的“西域”，主要包括两部分地域。一是指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即汉代西域都护府的辖地，包括我国新疆地区、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及汉套一带；二是指葱岭以西的中亚细亚、罗马帝国等地，包括今阿富汗、伊朗、乌兹别克斯坦，至地中海沿岸一带。

葱岭以东的西域，西汉时城邑小国星罗棋布，原有36个，后来分为50多个。人口一般为一二万人不等，最多的是乌孙，约63万人，其次是龟兹，有8万余人，最少的仅有余人。它们大多数分布在今新疆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西至葱岭，东接玉门关及阳关，即今塔里木盆地一带。主要的有鄯善（即楼兰）、于阗、莎车、无雷、疏勒、休循、焉耆、渠犁、尉犁、龟兹、姑墨、温宿、尉头、捐毒，等等。他们北有乌孙，东与匈奴相连。这里的居民或者从事农耕，或者过着游牧的生活，其习俗与匈奴及乌孙各异。

在今新疆吐鲁番、天山以北一带，有蒲类、蒲类后国、车师前国、车师后国、卑陆、东且弥、西且弥等。他们主要以游牧生活为主。

在今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地区，当时先后为塞人、大月氏和乌孙所据有。这里最初生活着塞人。后来，匈奴击破原住敦煌、祁连山之间的月氏人，月氏人被迫往西迁徙，并攻占了原属塞人的故地，这部分月氏人称为大月氏。其余仍留居敦煌、祁连山一带的小部分月氏人，则称为小月氏。

而塞人失去故地后，即南迁至今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一带。其后，原居敦煌一带的乌孙，又驱逐大月氏，大月氏被迫西逃，定居于大夏（今阿富汗北）。这里又成为乌孙据有的地方。乌孙王称为昆莫，人口约63万。其中包括乌孙人、大月氏人和塞人，主要以游牧为生。

在汉文帝时期，匈奴冒顿单于曾经大举进攻西域，迫使这些城邑小国大多役属于匈奴。匈奴在这里设置僮仆都尉，统治西域各国，并向他们征收各种赋税。

由于匈奴控制着这些城邑小国，当时通往葱岭以西的西域各国的两条通道，都因此而被阻断。其中一条自玉门关、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即南山）北麓，西行至莎车，再过葱岭，即可到达大月氏、安息（今伊朗），这条道路称为“南道”。

还有一条出玉门关、阳关经车师前国，西行至疏勒，再过葱岭，即可到达大宛、康居、奄蔡（今土库曼斯坦），这条道路称为“北道”。

早在张寨通西域之前，大约这两条道路已成为中西交通的主要通道，这是我国各族人民长期共同开辟的。从张寨两次出使西域的情况看，除了联络大月氏和乌孙之外，也肩负着重新打通这两条通往中亚道路的历史使命。

武帝建元三年（前)，张蓦奉命出使西域。随行的人员有百余人，其中甘父（即堂邑氏之奴，故又称堂邑父）始终对张蓦帮助很大。他们出陇西，途经匈奴控制的地区时，不料被匈奴人所擒获。

张骞在匈奴被扣留达十年之久，后来设法逃出，又继续西行数十日，并越过了葱岭，到达中亚的邻国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一带）。大宛人知道汉朝富庶，很早就想和汉朝交往。所以，张赛作为汉使突然到来，受到大宛人热情的欢迎。根据张骞的要求，大宛人送他抵达康居（今哈萨克斯坦一带），又辗转到达大月氏。

但是，大月氏自从被乌孙驱逐之后，已经在大夏建立了自己的统治。由于大夏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生活安定，大月氏人已无东归复仇之意。汉朝联络大月氏抗击匈奴一事，终于得不到大月氏的支持而作罢。

张骞在大月氏留居一年多，只好整装回汉朝报命。他们取道昆仑山北麓，经羌人居住区东归，途中又被匈奴捕获，匈奴将他扣留一年多，后来因匈奴发生内乱，张骞才乘机逃归。武帝元朔三年（前)，张骞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长安。这次通西域前后历经13年，随行的多人，回来时只剩下张骞与甘父两人。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然没有达到联络大月氏的目的，但是却了解到有关西域的许多情况，对于密切汉朝与西域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中西交通起了重要的作用。张骞在大夏见到邛竹杖和蜀布之类，了解到这些东西是从身毒（即印度）贩运去的，因而发现从我国西南地区经身毒也可以抵达大夏。

这是从陆路通往西域的第三条道路。这一意外的重要的发现，后来竟促成汉武帝下令进一步开发我国西南地区，为沟通南亚作准备。张骞无愧为开拓中西交通的先驱者。

张骞从大月氏回国之时，正是汉朝与匈奴激战之日。五年之后，一场更大规模的鏖战，在河西爆发了。这就是霍去病大战昆邪王、休屠王，并消灭河西一带匈奴的势力。从此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已为汉朝所控制。自金城（郡治在今甘肃永靖县西北）、河西及昆仑山以北，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一带，只是偶尔发现匈奴人，其主力已退至漠北。

而当时居住在匈奴西部的乌孙，势力正日益强盛，很想摆脱匈奴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张骞曾经向汉武帝建议，以厚赂招引乌孙东归，让他们回到原敦煌至祁连山的故地，并用和亲形式结为兄弟，以“断匈奴右臂”。乌孙一旦与汉朝连好，其西部的大夏诸国，也都可以归附汉朝。汉武帝采纳张骞的建议，拜他为中郎将，命令他再次出使西域。

武帝元狩四年（前)，张骞奉命率领人，携带上万头牛羊，大量的货币和丝织品，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到达乌孙后，一方面派遣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以加强汉朝和中亚地区的联系，发展贸易往来；一方面说服乌孙昆莫，争取乌孙东迁故地。

当时，乌孙昆莫年迈，内部正发生分裂，加以不了解汉朝情况，因此无意东迁故地。但是，乌孙愿意与汉朝通好。武帝元鼎二年（前)，乌孙特派数十人，护送张骞回长安，还带来几十匹马，作为礼物表示答谢。他们见汉朝地大物博，十分富庶，就更加重视发展与汉朝的关系。几年以后，乌孙表示愿意与汉朝结亲联好，汉武帝派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嫁给昆莫为妻。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虽然没有能使乌孙东迁，但是却与乌孙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张骞回到长安，只有一年多时间，就与世长辞了。这位多年前致力于民族团结的使者，以他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开拓精神，为加强我国各族人民的联系、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以及发展中外友好往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张骞死后，葱岭以东的我国各族人民，与中原地区汉族人民的来往与日俱增。然而在通往西域的道路上，也时有险阻，尤其是来自匈奴方面的破坏。比如姑师和楼兰两国，是汉使通西域必经之地，有时一年往还十余次。他们苦于供给汉使物品，曾经攻劫过汉使王恢等，也常常充当匈奴耳目，派兵阻挡汉使的来往。

为了彻底打通这条通西域的道路，武帝元封三年（前),汉朝派赵破奴和王恢，统兵数万进攻姑师。汉军先俘虏了楼兰王，接着又击破姑师，为这条道路的畅通，扫清了一些障碍。

又如，武帝太初元年（前),汉武帝派使者携带黄金及金马，到大宛换取汗血马。大宛不肯交换，汉使因恼怒，口出妄言，结果遭到大宛杀害，财物也被抢夺一空。汉武帝闻讯，派李广利率兵进攻大宛，前后历时四年，发兵10余万人，大宛军队被围困城中。最后，大宛贵人杀死国王，献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的马0匹，汉军才罢兵回师。

汉军相继击破楼兰、姑师和大宛，引起西域极大的震动。尤其征服大宛以后，汉朝影响愈益扩大，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相继派人来汉朝朝贡，或以子弟为质子留居汉朝。

为了使者往还方便，汉朝在敦煌至盐泽（今罗布泊）之间，沿途设置驿站，修筑烽燧亭障，还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一带）等地屯田，屯田士卒最多达60余万人。汉朝又在那里置使者校尉，以领护汉在西域诸事。到汉宣帝时，西域都护府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建立，葱岭以东西域诸国，由西域都护府直接管辖。

张骞通西域以后，我国葱岭以东西域各族人民，与中原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汉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包括冶铁、凿井术等，相继在西域得到推广。汉朝精美的手工艺品，如丝绸和漆器，也传入西域各地。同时，西域盛产的葡萄、苜蓿、胡葱、胡萝卜，以及骆驼、西域良马等等，也先后传入内地。西域的音乐、舞蹈在内地传播，对汉族文化的发展，也产生积极的影响。尤其是中原汉族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联系的不断加强。

此外，汉武帝通过战争、和平交往等方式，将东南、西南和东北等地区置于汉王朝管辖之下，加强了这些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对统一的多民族的西汉王朝的形成和发展，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03、沟通中亚，友好往来

汉武帝时期的西汉王朝，以经济文化高度发展而成为世界先进强国和当时东方的文明中心。在对外关系方面，汉武帝登位伊始，即重视开辟同周围国家联系的通道，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体现正处在上升时期的汉王朝，充满着发展对外诸关系的信心。

汉武帝在位50余年，汉朝使臣的足迹，几乎遍及中亚、西亚和南亚，以及东邻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史上，这是一个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时期，具有早期的开拓性特点。

首先，沟通与中亚、西亚的联系。

汉代对葱岭以西今阿富汗、伊朗、土耳其、伊拉克等国，即包括广大的中亚和西亚地区，也都统称为“西域＂。早在汉武帝以前，这些地区的人民，同我国新疆各族人民往来密切。

秦汉时期，我国曾以发达的手工业生产技术著称于世。当时以丝绸为代表的我国一些传统的手工艺品，成为世界各国人们梦寐以求的珍贵的物品。随着我国丝绸制品辗转行销西方，在汉武帝以前，一条国际性的曲折的贸易商道，实际已经存在。但是由于政治的、民族的、地域的种种原因，这条商道时而受阻，时而改道转运，成为一条非固定的、变化莫测的贸易通道。

汉武帝即位之后，张骞奉命出使西域，除了联络大月氏和乌孙，开发我国新疆地区的使命外，也肩负着打通这条贸易商道，沟通与中亚、西亚各国联系的艰巨任务。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使汉朝与中亚各国，以及西亚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除了到达今新疆地区外，还先后到达大宛、大夏、大月氏、康居等国。

他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携带大量的金银、钱币和丝织品。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上，这是第一支由官方派遣的、规模庞大的经济贸易团体。当时被派往中亚各国的副使，所抵达的国家或地区就更多了。张骞死后，这些副使相继回国，跟随来汉朝的各国使臣，为数不少。汉武帝巡行各地时，各国使臣随行参观，以便他们了解汉王朝。

此后，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臣日益增多，有时一年多达十余次，少的也有五六次，每次人数百余人至数百人不等。出使比较远的国家的使臣，往往历时八九年才能回国。汉朝的使臣来往于中亚、西亚和南亚诸国，最远到达地中海沿岸。如安息（今伊朗）、奄蔡（今土库曼斯坦一带）、犁轩（又称大秦，即罗马帝国）、条支（今伊拉克境内）、身毒（今印度）等国，都曾是汉朝使臣涉足的地方。

随着汉朝对外关系的发展，一条自长安经河西走廊到敦煌，又出玉门关或阳关，再沿南山北麓或北山南麓至葱岭，然后越葱岭分别到大月氏和安息，或者到大宛和康居以至于地中海沿岸的商道，便成为我国与各国联系的纽带。

这条横贯欧亚长约公里的道路，打开了我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发展我国与中亚、西亚和南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促进了汉朝与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汉朝精美的丝织品，名贵的漆器制品，就是通过这条商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中亚，辗转远销于罗马帝国，从而结束这些地区无丝、漆的时代。

一时，汉朝的丝织品称誉西方，甚至在罗马帝国掀起丝绸热，以至于不惜用重金求购。因此，这条贩运汉丝的商道，也被人们称为“丝绸之路”。与此同时，汉朝的冶铁、铸造兵器的技术，还有凿井术等等，也相继传入中亚和西亚。

中亚和西亚地区的一些奇物，如奄蔡一带盛产的貂皮、大宛有名的汗血马、中亚生产的毛布和毛毡，还有一些农产品，都在这时先后传入汉朝。从这些地区传入的音乐、舞蹈、艺术等，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也产生过有益的影响。

第二，对南亚和东南亚诸国的贸易往来。

汉代南邻的国家，有古代的身毒、夫甘都卢国等，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家，即今南亚和东南亚广大地区。

古代的身毒，又称天竺，即今印度。印度同我国是近邻，早在汉武帝之前，两国就有贸易往来。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大夏看到生产于中国四川地区的物品，就是从印度转运去的。丝绸之路打通之后，汉朝使臣即经过中亚而进入印度，继续保持与印度的贸易往来。

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海上的通道，也在通行。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曾经派翻译官员和招募来的贸易人员，携带黄金和各种丝织品，到夫甘都卢国（今缅甸卑谬附近）和黄支国（故址在今印度康契晋腊姆附近）等地，同他们交换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等。他们所到各地，都受到友好接待，所携带的物品，则由外国商船转运。

随着这条海路的开辟，汉朝同南亚、东南亚诸国的贸易往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印度的黄支国，地广物博，人口众多，而且多产异物。自汉武帝以来，黄支国曾派使臣来汉朝，促进发展贸易往来。

缅甸同我国毗邻，自古是我国同南亚、中亚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地。汉武帝时期，我国与缅甸的贸易往来，主要有水陆两道。汉朝的丝绸和铁器，就是通过这两条商道运往缅甸，并经缅甸传入印度，这促进了印度冶铁技术的发展。同时，南亚盛产的珍珠、流离、象牙、犀角之类，也通过水陆商道输入汉朝。

第三，与东邻国家的关系。

汉朝东邻的国家，主要有朝鲜和日本。它们同中国的关系历史悠久。

朝鲜同中国东北紧邻，自古以来关系密切。早在殷周时期，殷人箕子曾率殷民，移居朝鲜北部，开始了两国人民的交往。自战国以来，齐燕两地的人民，或与朝鲜贸易往来，或避战乱而移居朝鲜。他们将铁器、货币传入朝鲜。当时汉朝的丝绸、养蚕技术，以及铁器，都相继传入朝鲜。

汉代的倭人，即今日本，与中国关系久远。西汉时期，日本还处在原始社会后期，当时在这个由岛屿组成的列岛上，分布着余个小国（部落），或部落联盟。

自秦汉以来，日本同中国的联系逐渐密切了。据《史记》记载，秦始皇派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药，有人认为就是到日本去。此说证据不足，未必可信，但是到汉代，日本同中国有了直接的交往，却无可怀疑。

《汉书·地理志》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说明到西汉时期，倭人每年“献见＂，同汉朝的交往相当频繁。

这种直接的来往，到汉武帝时日益增多。《后汉书·东夷列传》载，自从汉武帝在朝鲜设置四郡后，倭人“使驿通千汉者三十许国”，即有30多个部落或部落联盟同汉朝直接来往。

据考古发掘，日本九州北部一些部落酋长的墓葬中，曾经出土汉代的铜镜和仿制品，有的墓中多达30余面，大约就是这个时期的交往而留下的遗物。从此汉朝的文化技术传入这个历史起步较晚的倭国，促进倭人的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发展。

总之，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汉王朝正处在鼎盛的阶段，这就为这个王朝对外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时汉朝高度发展的物质及精神文明，对促进周围邻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

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传入汉朝的一切优秀文化，也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过良好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对外关系的历史表明，发展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这是符合人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这个时期对外关系的主流。任何人为的倒行逆施，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以张骞为代表的一切为促进人类经济文化发展的开拓者，他们所作的历史贡献，在我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